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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作者：郁達夫

    今天的風沙實在太大了，中午吃飯之後，我因為還要去教書，所以沒有許多工夫和你談天。我坐在車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飛進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 後四點鐘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紅圈，還沒有退盡。恐怕同學們見了要笑我，所以於上課堂之先，我從高窗口在日光大風裡把一雙眼睛曝曬了許多時。我今天上你那公 寓來看了你那一副樣子，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現在我想趁著這大家已經睡寂了的幾點鐘功夫，把我要說的話，寫一點在紙上。



    平素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上我這裡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為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於我卻有十二分的同情過的朋友的厚恩 起見，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這幾天來天氣變得很冷，我老想買一件外 套，但始終沒有買成。尤其是使我羞惱的，因為恰逢此刻，我和同學們所讀的書裡，正有一篇俄國果戈爾著的嘲弄像我們一類人的小說《外套》。現在我的經濟狀態 比從前並沒有什麼寬裕，從數目上講起來，反而比從前要少——因為現在我不能向家裡去要錢花，每月的教書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七塊，但實 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菸酒的賬，也要開銷二十多塊。我曾經立過幾次對天的深誓，想把這一筆糜費節省下來，但愈是沒有錢 的時候，愈想喝酒吸煙。向你講這一番苦話，並不是因為怕你要來問我借錢，而先事預防，我不過欲以我的身體來做一個證據，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 學校畢業的資格來糊口的你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引誘你到北京來的，是一個國立大學畢業的頭銜，你告訴我說你的心裡，總想在國 立大學弄到畢業，畢業以後至少生計問題總可以解決。現在學校都已考完，你一個國立大學也進不去，接濟你的資金的人，又因為他自家的地位動搖，無錢寄你，你 去投奔你同縣而且帶有親屬的大慈善家H，H又不納，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個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和你一樣窮的我，在這時候這樣的狀態之下你還要 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大學教育，“唸書”，我真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簡單愚直，也卻是一樣的可驚可異。現在你已經是變成 了中性——半去勢的文人了，有許多事情，譬如說高尚一點的，去當土匪，卑微一點的，去拉洋車等事情，你已經是乾不了的了，難道你還嫌不足，還要想穿幾年長 袍，做幾篇白話詩，短篇小說，達到你的全去勢的目的麼？大學畢業，以後就可以有飯吃，你這一種定理，是哪一本書上翻來的？

    像你這樣一個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它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

    現 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裡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嗶嘰舊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個禮，問他們一個人要一個名片來看 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積起一大堆的什麼學士，什麼博士來，你若再行一個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裡找事情的。 ”他們是什麼？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嚇，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讀書麼？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馬褂嗶嘰洋服麼？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 錢，你能保得住你畢業的時候，事情會來找你麼？

    大學畢業生坐汽車，吸大煙，一攫千金的人原是有的。然而他們都是為新上台的大 老經手減價賣職的人，都是有大力槍桿在後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幾個什麼長在他們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點說，他們至少也都是會爬烏龜鑽狗洞的人，你要有他們那 麼的後援，或他們那麼的烏龜本領，狗本領，那麼你就是大學不畢業，何嘗不可以吃飯？

    我說了這半天，不過想把你的求學讀書，大 學畢業的迷夢打破而已。現在為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幹幹。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 男看護，門房，旅館火車菜館的伙計，因為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是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最上的上策，於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 革命去罷，去製造炸彈去罷！但是革命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里的污 泥來調合的呢？這些事情，你去問上帝去罷！我也不知道。

    比較上可以做得到，並且也不失為中策的，我看還是弄幾個旅費，回到湖 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見過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來，第一天相持對哭一天，第二天因為哭了傷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巢睡去一天，既可以休養，又可以省 幾粒米下來熬稀粥，第三天以後，你和你的母親妹妹，若沒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緊緊的擠在一處，以體熱互助的結果，同冬天雪夜的群羊一樣；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 至凍傷，若沒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點的時候，不妨把年老的母親交付給你妹妹的身體烘著，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後去掘一點草根樹根來煮湯吃。草根樹根裡也有 澱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時候，常把洪楊亂日，她老人家嚐過的這滋味說給我聽，我所以知道。現在我既沒有餘錢可以贈你，就把這秘方相傳，作個我們兩位窮漢，在 京華塵土里相遇的紀念罷！若說草根樹根，也被你們的督軍省長師長議員知事掘完，你無論走往何處再也找不出一塊一截來的時候，那麼你且咽著自家的口水，同唱 戲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說給你的老母親小妹妹聽聽，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中間，你們三個昏亂的腦子裡，總可以大事鋪張的享樂一回。

    但是我聽你說，你的故鄉連年兵災，房屋田產都已毀盡，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來音信不通，並且現在回湖南的火車不開，就是有路費也回去不得，何況沒有路費呢！

    上策不行，次之中策也不行，現在我為你實在是沒有什麼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兩個下策來對你講罷！

    第 一，現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並且聽說取得極寬，上自五十歲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歲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應募之後，馬上開赴前敵，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國 地界，雖然不能說是為國效忠，也可以算得是為招你的那個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裡，好得多麼？況且萬一不開往前敵，或雖開往前敵而 不打死的時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現在的這種純潔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現在想進大學讀書一樣的精神來宣傳你的理想，難保你所屬的一師一旅，不為你所感化。這是 下策的第一個。

    第二，這才是真正的下策了！你現在不是只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於沒有勇氣自殺麼？你沒有能力做土 匪，沒有能力拉洋車，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裡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幹的時候一定是乾得到的。這是什麼事 情呢？啊啊，我真不願意說出來——我並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說我在嗾使你做賊，啊呀，不願意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 你去偷竊呀！

    無論什麼人的無論什麼東西，只教你偷得著，儘管偷罷！偷到了，不被發覺，那麼就可以把這你偷自他、他搶自第三人 的，在現在社會裡稱為贓物，在將來進步了的社會裡，當然是要分歸你有的東西，拿到當舖——我雖然不能為你介紹職業，但是像這樣的當舖卻可以為你介紹幾家 ——裡去換錢用。萬一發覺了呢？也沒有什麼。第一你坐坐監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獄裡的飯，雖然沒有今天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裡的那麼好，但是飯錢 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麼什麼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梟首示眾的時候，那麼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是他來代你執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為這樣的 活在世上，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

    我寫到這裡，覺得沒有話再可以和你說了，最後我且來告訴你一種實習的方法罷！

    你 若要實行上舉的第二下策，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鄉的親戚老H家裡，你可以先去試一試看。因為他的那些堆積在那裡的財富，不過是方法手 段不同罷了，實際上也是和你一樣的偷來搶來的。你若再懾於他的慈和的笑裡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試，那麼不妨上我這裡來作個破題兒試試。我晚上臥房的門常是 不關，進去很便。不過有一個缺點，就是我這裡沒有什麼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書，卻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劑催 眠藥，早些睡下，因為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還有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一點，不要因為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 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原載1924年11月16日《晨報副刊》

郁達夫傳略

郁達夫，名文，字達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富陽滿洲弄（今達夫弄）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幼年貧困的生活促使發憤讀書，成績斐然。1913年9月隨長兄赴日本留學，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

　　郁達夫是著名的新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本小說集《沉淪》，被公認是震世駭俗的作品，他的散文、舊體詩詞、文藝評論和雜文政論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響。

　　夏衍先生曾說“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郁達夫在文學創作的同時，積極參加各種反帝抗日組織，先后在上海、武漢、福州等地 從事抗日救國宣傳活動。1938年底，郁達夫應邀赴新加坡辦報并從事宣傳抗日救亡，星洲淪陷后流亡至蘇門答臘，因精通日語被迫做過日軍翻譯，其間利用職務 之便暗暗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憲兵殘酷殺害，終年四十九歲。1952年經中央人民政府批 准，追認為革命烈士。

　　郁達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這樣的評價：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論郁達夫  

作者：郭沫若

  

我這篇小文不應該叫作“論”，只因雜誌的預告已經定名為“論”，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敘述我關於達夫的盡可能的追憶的。

我和郁達夫相交遠在1914年。那時候我們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學同班。

那 時候的中國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費的協定，五校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千葉醫學校、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凡是考上了這五個 學校的留學生都成為官費生。日本的高等學校等於我們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學的預備門。高等學校在當時有八座，東京的是第一座，在這兒有為中國留學生特設的一 年預備班，一年修滿之後便分發到八個高等學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畢業，再進大學。我和達夫同學而且同班的，便是在東京一高的預備班的那一個時期。

日 本高等學校的課程在當時分為三個部門，文哲經政等科為第一部，理工科為第二部，醫學為第三部。預備班也是這樣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數關係，一三兩部是合班教 授。達夫開始是一部，後來又轉到我們三部來。分發之後，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岡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學校肄業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後來他 是從東京帝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畢業，我是由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的。

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著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更讀得豐富的。

在高等學校和大學的期間，因為不同校，關於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們的友誼重加親密了起來的是在1918年以後。

1918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發到九州帝國大學，住在九州島的福岡市。適逢第六高等學校的同學成仿吾，陪著他的一位同鄉陳老先生到福岡治療眼疾，我們同住過 一個時期。我們在那時有了一個計劃，打算邀集一些愛好文學的朋友來出一種同人雜誌。當時被算在同人裡面的便有東京帝大的鬱達夫、東京高師的田漢、熊本五高 的張資平、京都三高的鄭伯奇等。這就是後來的創造社的胎動時期。創造社的實際形成還是在兩年之後的。

那是1920年的春天，成仿吾在 東京帝國大學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該畢業了，他懶得參加畢業考試，在四月一號要提前回國。我自己也因為聽覺的缺陷，搞醫學搞得不耐煩，也決心和仿吾同路。目 的自然是想把我們的創造夢實現出來。那時候達夫曾經很感傷地寫過信來給我送行，他規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記我拋別在海外的妻子。這信 給我的銘感很深，許多人都以為達夫有點“頹唐”，其實是皮相的見解。記得是李初梨說過這樣的話：“達夫是模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這話最能夠表達了 達夫的實際。

在創造社的初期達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裡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 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裡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 為什麼？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直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於是徐志摩“詩哲”們便開始痛罵了。他說：創造社的人就和街頭的乞丐一樣，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 血膿糜爛的創傷來吸引過路人的同情。這主要就是在攻擊達夫。

達夫在暴露自我這一方面雖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來的攻擊上卻非常脆 弱。他的神經是太纖細了。在初期創造社他是受攻擊的一個主要對象。他很感覺著孤獨，有時甚至傷心。記得是1921年的夏天，我們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 們同到四馬路的泰東書局去，順便問了一下在五月一號出版的《創造季刊》創刊號的銷路怎樣。書局經理很冷淡地答應我們：“二千本書只銷掉一千五。”我們那時 共同生出了無限的傷感，立即由書局退出，在四馬路上接連飲了三家酒店，在最後一家，酒瓶擺滿了一個方桌。但也並沒有醉到泥爛的程度。在月光下邊，兩人手牽 著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達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比成手槍的形式，大呼 著：“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

當時在我，我是感覺著：“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適攻擊達夫的一次，使達夫最 感著沉痛。那是因為達夫指責了余家菊的誤譯，胡適幫忙誤譯者對於我們放了一次冷箭。當時我們對於胡適倒並沒有什麼惡感。我們是“異軍蒼頭突起”，對於當時 舊社會毫不妥協，而對於新起的不負責任的人們也不惜嚴厲的批評，我們萬沒有想到以“開路先鋒”自命的胡適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態度而向我們側擊。這事在胡適 自己似乎也在後悔，他自認為輕易地樹下了一批敵人。 （他後來曾經寫過一封信來，向我緩和，似道歉而又非道歉的。——沫若注。）但經他這一刺激，倒也值得感謝，使達夫產生了一篇名貴一時的歷史小說，即以黃仲 則為題材的《採石磯》。這篇東西的出現，使得那位輕敵的“開路先鋒”也確切地感覺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適在啟蒙時期有過些作用，我們並 不否認。但因出名過早，而膺譽過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種過分的自負心，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實情。他在文獻的考證上下過一些工夫，但要說到文學創作上來，他始終 是門外漢。然而他的門戶之見卻是很森嚴的，他對創造社從來不曾有過好感。對於達夫，他們後來雖然也成為了“朋友”，但在我們第三者看來，也不像有過什麼深 切的友誼。

我在1920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後，感覺著自己的力薄，文學創作的時機並未成熟，便把達夫拉回來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醫 學去了。醫學搞畢業是1923年春，回到上海和達夫、仿吾同住。仿吾是從湖南東下，達夫是從安慶的法政學校解了職回來。當時我們都是無業的人，集中在上海 倒也熱烈地干了一個時期。 《創造季刊》之後，繼以《創造週報》、《創造日》，還出了些叢書，情形和兩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卻是窘到萬分。

1923年秋天北大的陳豹隱教授要往蘇聯，有兩小時的統計學打算請達夫去擔任，名分是講師。達夫困於生活也只得應允，便和我們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後 的交遊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達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幾年，卻始終是一位講師，足見得那些“朋友”對於他是怎樣的重視了。

達 夫的為人坦率到可以驚人，他被人利用也滿不在乎，但事後不免也要發些牢騷。 《創造週報》出了一年，當時銷路很好，因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識已開始轉換，不願繼續下去，達夫卻把這讓渡給別人作過一次橋樑，因而有所謂創造社和 太平洋社合編的《現代評論》出現。但用達夫自己的話來說，他不過是被人用來點綴的“小丑”而已。

達夫一生可以說是不得志的一個人，在 北大沒有當到教授，後來（1925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到武大去曾經擔任過教授，但因別人的政治傾向不受歡迎而自己受了連累，不久又離開了武漢。這時候 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來。上海有了“五卅”慘案發生，留在上海的創造社的朋友們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來，達夫也寫過一些文章。逐漸又 見到創造社的複活。直到1926年3月我接受了廣州大學文學院長的聘，又才邀約久在失業中的達夫和剛從法國回國的王獨清同往廣州。

達 夫應該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讓他做外交官，我覺得很適當。但他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他的缺點是身體太弱，似乎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便有了肺結核，這使他不能勝 任艱鉅工作。還有一個或許也是缺點，是他自謙的心理髮展到自我作踐的地步。愛喝酒，愛吸香煙，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偽裝頹唐，到後來志氣也就日見消 磨，遇著什麼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終未能表現其活動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廣州之後只有三個月工夫，我 便參加了北伐。那時達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長職務便只好交給王獨清代理。假使達夫是在廣州的話，我毫無疑問是要交給他的。這以後我一直在前方，廣州的情 形我不知道。達夫是怎樣早離開了廣州回到上海主持創造社，又怎樣和朋友們生出意見鬧到脫離創造社，詳細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脫離創造社以後，我們事 實上是斷絕了交往。他有時甚至罵過我是“官僚”。但我這個“官僚”沒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後來達夫對於我是恢復了他的諒解的。

1928年2月到日本去亡命，這之後一年光景，創造社被封鎖。亡命足足十年，達夫和我沒有通過消息。在這期間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 王映霞女士結了婚，創作似乎並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記得有一次在日本報上看見過一段消息，說暨南大學打算聘達夫任教授，而為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傑 （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頭子，利用過達夫和創造社的招牌來辦《現代評論》的。——沫若注。）所批駁，認為達夫的生活浪漫，不足為人師。我感受著異常的驚 訝。

就在盧溝橋事變前一年（1936年）的歲暮，達夫忽然到了日本東京，而且到我的寓所來訪問。我們又把當年的友情完全恢復了。他那 時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負了什麼使命到東京的，我已經不記憶了。他那時也還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國去遊歷。就因為他來，我還叨陪著和東京的文 人學士們周旋了幾天。

次年的5月，達夫有電報給我，說當局有意召我回國，但以後也沒有下文。 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了，我得到大使館方面的諒解和暗助，冒險回國。行前曾有電通知達夫，在7月17日到上海的一天，達夫還從福建趕來，在碼頭上迎接著我。 他那時對於當局的意態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沒有恢復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個人留在上海，達夫又回福建去了。

1938年，政治部在武漢成立，我又參加了工作。我推薦了達夫為設計委員，達夫挈眷來武漢。他這時是很積極的，曾經到過台兒莊和其他前線勞軍。不幸的是他 和王映霞發生了家庭糾葛，我們也居中調解過。達夫始終是摯愛著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舉動起來便不免不顧前後，弄得王映霞十分難堪。這也是他的自卑心 理在作祟吧？後來他們到過常德，又回到福州，再遠赴南洋，何以終至於乖離，詳細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達夫把他們的糾紛做了一些詩詞，發表在香港的某雜 誌上。那一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彷彿是成為一種病態了。別人是“家醜不可外揚 ”而他偏偏要外揚，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像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為什麼要暴露自己的 愛人？這愛人假使是舊式的無知的女性，或許可無問題，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問題弄得不可收拾了。

達夫到了南洋以後，他在星島編報，許多青年在文學上受著他的熏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新加坡淪陷，達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說他已經犧牲，有的人說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確實可靠的消息，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達夫的一位公子鬱飛來訪問我，他把沈茲九寫給他的回信給我看，並抄了一份給我，他允許我把它公佈出來。凡是達夫的朋友，都是關心著達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藝戰士假使只落得一個慘淡的結局，誰也會感覺著悲憤的吧？ ……

看 到這個“兇多吉少”的消息，達夫無疑是不在人世了。這也是生為中國人的一種淒慘，假使是在別的國家，不要說像達夫這樣在文學史上不能磨滅的人物，就是普通 一個公民，國家都要發動她的威力來清查一個水落石出的。我現在只好一個人在這兒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達夫確實是遭受了蘇門答臘的日本憲兵的屠殺，單只 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來上絞刑台！英國的加萊爾說過“英國寧肯失掉印度，不願失掉莎士比亞”；我們今天失掉了鬱達夫，我們應該要日本的 全部法西斯頭子償命！ ……

實在的，在這幾年中日本人所給予我們的損失，實在是太大了。但就我們所知道的範圍內，在我們的朋輩中，怕 應該以達夫的犧牲為最慘酷的吧。達夫的母親，在往年富春失守時，她不肯逃亡，便在故鄉餓死了。達夫的胞兄郁華（曼陀）先生，名畫家郁風的父親，在上海為偽 組織所暗殺。夫人王映霞離了婚，已經和別的先生結合。兒子呢？聽說小的兩個在家鄉，大的一個鬱飛是靠著父執的資助，前幾天飛往上海去了。自己呢？准定是遭 了毒手。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達夫的遭遇為什麼竟要有這樣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沒有眼淚。我要控訴，向著誰呢？遍地都是聖賢豪傑，誰能了解這樣不惜自我卑賤以身飼虎的人呢？不願再多說話了。達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見這愈來愈神聖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1946年3月6日

（原載1946年9月《人物雜誌》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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