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傳略
郁達夫，名文，字達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富陽滿洲弄（今達夫弄）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幼年貧困的生活促使發憤讀書，成績斐然。1913年9月隨長兄赴日本留學，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 郁達夫是著名的新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本小說集《沉淪》，被公認是震世駭俗的作品，他的散文、舊體詩詞、文藝評論和雜文政論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響。 夏衍先生曾說“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郁達夫在文學創作的同時，積極參加各種反帝抗日組織，先后在上海、武漢、福州等地 從事抗日救國宣傳活動。1938年底，郁達夫應邀赴新加坡辦報并從事宣傳抗日救亡，星洲淪陷后流亡至蘇門答臘，因精通日語被迫做過日軍翻譯，其間利用職務 之便暗暗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憲兵殘酷殺害，終年四十九歲。1952年經中央人民政府批 准，追認為革命烈士。 郁達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這樣的評價：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論郁達夫
作者：郭沫若
我這篇小文不應該叫作“論”，只因雜誌的預告已經定名為“論”，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敘述我關於達夫的盡可能的追憶的。
我和郁達夫相交遠在1914年。那時候我們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學同班。
那 時候的中國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費的協定，五校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千葉醫學校、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凡是考上了這五個 學校的留學生都成為官費生。日本的高等學校等於我們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學的預備門。高等學校在當時有八座，東京的是第一座，在這兒有為中國留學生特設的一 年預備班，一年修滿之後便分發到八個高等學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畢業，再進大學。我和達夫同學而且同班的，便是在東京一高的預備班的那一個時期。
日 本高等學校的課程在當時分為三個部門，文哲經政等科為第一部，理工科為第二部，醫學為第三部。預備班也是這樣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數關係，一三兩部是合班教 授。達夫開始是一部，後來又轉到我們三部來。分發之後，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岡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學校肄業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後來他 是從東京帝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畢業，我是由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的。
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著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更讀得豐富的。
在高等學校和大學的期間，因為不同校，關於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們的友誼重加親密了起來的是在1918年以後。
1918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發到九州帝國大學，住在九州島的福岡市。適逢第六高等學校的同學成仿吾，陪著他的一位同鄉陳老先生到福岡治療眼疾，我們同住過 一個時期。我們在那時有了一個計劃，打算邀集一些愛好文學的朋友來出一種同人雜誌。當時被算在同人裡面的便有東京帝大的鬱達夫、東京高師的田漢、熊本五高 的張資平、京都三高的鄭伯奇等。這就是後來的創造社的胎動時期。創造社的實際形成還是在兩年之後的。
那是1920年的春天，成仿吾在 東京帝國大學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該畢業了，他懶得參加畢業考試，在四月一號要提前回國。我自己也因為聽覺的缺陷，搞醫學搞得不耐煩，也決心和仿吾同路。目 的自然是想把我們的創造夢實現出來。那時候達夫曾經很感傷地寫過信來給我送行，他規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記我拋別在海外的妻子。這信 給我的銘感很深，許多人都以為達夫有點“頹唐”，其實是皮相的見解。記得是李初梨說過這樣的話：“達夫是模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這話最能夠表達了 達夫的實際。
在創造社的初期達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裡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 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裡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 為什麼？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直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於是徐志摩“詩哲”們便開始痛罵了。他說：創造社的人就和街頭的乞丐一樣，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 血膿糜爛的創傷來吸引過路人的同情。這主要就是在攻擊達夫。
達夫在暴露自我這一方面雖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來的攻擊上卻非常脆 弱。他的神經是太纖細了。在初期創造社他是受攻擊的一個主要對象。他很感覺著孤獨，有時甚至傷心。記得是1921年的夏天，我們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 們同到四馬路的泰東書局去，順便問了一下在五月一號出版的《創造季刊》創刊號的銷路怎樣。書局經理很冷淡地答應我們：“二千本書只銷掉一千五。”我們那時 共同生出了無限的傷感，立即由書局退出，在四馬路上接連飲了三家酒店，在最後一家，酒瓶擺滿了一個方桌。但也並沒有醉到泥爛的程度。在月光下邊，兩人手牽 著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達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比成手槍的形式，大呼 著：“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
當時在我，我是感覺著：“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適攻擊達夫的一次，使達夫最 感著沉痛。那是因為達夫指責了余家菊的誤譯，胡適幫忙誤譯者對於我們放了一次冷箭。當時我們對於胡適倒並沒有什麼惡感。我們是“異軍蒼頭突起”，對於當時 舊社會毫不妥協，而對於新起的不負責任的人們也不惜嚴厲的批評，我們萬沒有想到以“開路先鋒”自命的胡適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態度而向我們側擊。這事在胡適 自己似乎也在後悔，他自認為輕易地樹下了一批敵人。 （他後來曾經寫過一封信來，向我緩和，似道歉而又非道歉的。——沫若注。）但經他這一刺激，倒也值得感謝，使達夫產生了一篇名貴一時的歷史小說，即以黃仲 則為題材的《採石磯》。這篇東西的出現，使得那位輕敵的“開路先鋒”也確切地感覺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適在啟蒙時期有過些作用，我們並 不否認。但因出名過早，而膺譽過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種過分的自負心，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實情。他在文獻的考證上下過一些工夫，但要說到文學創作上來，他始終 是門外漢。然而他的門戶之見卻是很森嚴的，他對創造社從來不曾有過好感。對於達夫，他們後來雖然也成為了“朋友”，但在我們第三者看來，也不像有過什麼深 切的友誼。
我在1920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後，感覺著自己的力薄，文學創作的時機並未成熟，便把達夫拉回來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醫 學去了。醫學搞畢業是1923年春，回到上海和達夫、仿吾同住。仿吾是從湖南東下，達夫是從安慶的法政學校解了職回來。當時我們都是無業的人，集中在上海 倒也熱烈地干了一個時期。 《創造季刊》之後，繼以《創造週報》、《創造日》，還出了些叢書，情形和兩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卻是窘到萬分。
1923年秋天北大的陳豹隱教授要往蘇聯，有兩小時的統計學打算請達夫去擔任，名分是講師。達夫困於生活也只得應允，便和我們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後 的交遊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達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幾年，卻始終是一位講師，足見得那些“朋友”對於他是怎樣的重視了。
達 夫的為人坦率到可以驚人，他被人利用也滿不在乎，但事後不免也要發些牢騷。 《創造週報》出了一年，當時銷路很好，因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識已開始轉換，不願繼續下去，達夫卻把這讓渡給別人作過一次橋樑，因而有所謂創造社和 太平洋社合編的《現代評論》出現。但用達夫自己的話來說，他不過是被人用來點綴的“小丑”而已。
達夫一生可以說是不得志的一個人，在 北大沒有當到教授，後來（1925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到武大去曾經擔任過教授，但因別人的政治傾向不受歡迎而自己受了連累，不久又離開了武漢。這時候 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來。上海有了“五卅”慘案發生，留在上海的創造社的朋友們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來，達夫也寫過一些文章。逐漸又 見到創造社的複活。直到1926年3月我接受了廣州大學文學院長的聘，又才邀約久在失業中的達夫和剛從法國回國的王獨清同往廣州。
達 夫應該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讓他做外交官，我覺得很適當。但他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他的缺點是身體太弱，似乎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便有了肺結核，這使他不能勝 任艱鉅工作。還有一個或許也是缺點，是他自謙的心理髮展到自我作踐的地步。愛喝酒，愛吸香煙，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偽裝頹唐，到後來志氣也就日見消 磨，遇著什麼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終未能表現其活動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廣州之後只有三個月工夫，我 便參加了北伐。那時達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長職務便只好交給王獨清代理。假使達夫是在廣州的話，我毫無疑問是要交給他的。這以後我一直在前方，廣州的情 形我不知道。達夫是怎樣早離開了廣州回到上海主持創造社，又怎樣和朋友們生出意見鬧到脫離創造社，詳細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脫離創造社以後，我們事 實上是斷絕了交往。他有時甚至罵過我是“官僚”。但我這個“官僚”沒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後來達夫對於我是恢復了他的諒解的。
1928年2月到日本去亡命，這之後一年光景，創造社被封鎖。亡命足足十年，達夫和我沒有通過消息。在這期間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 王映霞女士結了婚，創作似乎並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記得有一次在日本報上看見過一段消息，說暨南大學打算聘達夫任教授，而為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傑 （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頭子，利用過達夫和創造社的招牌來辦《現代評論》的。——沫若注。）所批駁，認為達夫的生活浪漫，不足為人師。我感受著異常的驚 訝。
就在盧溝橋事變前一年（1936年）的歲暮，達夫忽然到了日本東京，而且到我的寓所來訪問。我們又把當年的友情完全恢復了。他那 時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負了什麼使命到東京的，我已經不記憶了。他那時也還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國去遊歷。就因為他來，我還叨陪著和東京的文 人學士們周旋了幾天。
次年的5月，達夫有電報給我，說當局有意召我回國，但以後也沒有下文。 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了，我得到大使館方面的諒解和暗助，冒險回國。行前曾有電通知達夫，在7月17日到上海的一天，達夫還從福建趕來，在碼頭上迎接著我。 他那時對於當局的意態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沒有恢復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個人留在上海，達夫又回福建去了。
1938年，政治部在武漢成立，我又參加了工作。我推薦了達夫為設計委員，達夫挈眷來武漢。他這時是很積極的，曾經到過台兒莊和其他前線勞軍。不幸的是他 和王映霞發生了家庭糾葛，我們也居中調解過。達夫始終是摯愛著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舉動起來便不免不顧前後，弄得王映霞十分難堪。這也是他的自卑心 理在作祟吧？後來他們到過常德，又回到福州，再遠赴南洋，何以終至於乖離，詳細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達夫把他們的糾紛做了一些詩詞，發表在香港的某雜 誌上。那一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彷彿是成為一種病態了。別人是“家醜不可外揚 ”而他偏偏要外揚，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像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為什麼要暴露自己的 愛人？這愛人假使是舊式的無知的女性，或許可無問題，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問題弄得不可收拾了。
達夫到了南洋以後，他在星島編報，許多青年在文學上受著他的熏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新加坡淪陷，達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說他已經犧牲，有的人說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確實可靠的消息，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達夫的一位公子鬱飛來訪問我，他把沈茲九寫給他的回信給我看，並抄了一份給我，他允許我把它公佈出來。凡是達夫的朋友，都是關心著達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藝戰士假使只落得一個慘淡的結局，誰也會感覺著悲憤的吧？ ……
看 到這個“兇多吉少”的消息，達夫無疑是不在人世了。這也是生為中國人的一種淒慘，假使是在別的國家，不要說像達夫這樣在文學史上不能磨滅的人物，就是普通 一個公民，國家都要發動她的威力來清查一個水落石出的。我現在只好一個人在這兒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達夫確實是遭受了蘇門答臘的日本憲兵的屠殺，單只 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來上絞刑台！英國的加萊爾說過“英國寧肯失掉印度，不願失掉莎士比亞”；我們今天失掉了鬱達夫，我們應該要日本的 全部法西斯頭子償命！ ……
實在的，在這幾年中日本人所給予我們的損失，實在是太大了。但就我們所知道的範圍內，在我們的朋輩中，怕 應該以達夫的犧牲為最慘酷的吧。達夫的母親，在往年富春失守時，她不肯逃亡，便在故鄉餓死了。達夫的胞兄郁華（曼陀）先生，名畫家郁風的父親，在上海為偽 組織所暗殺。夫人王映霞離了婚，已經和別的先生結合。兒子呢？聽說小的兩個在家鄉，大的一個鬱飛是靠著父執的資助，前幾天飛往上海去了。自己呢？准定是遭 了毒手。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達夫的遭遇為什麼竟要有這樣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沒有眼淚。我要控訴，向著誰呢？遍地都是聖賢豪傑，誰能了解這樣不惜自我卑賤以身飼虎的人呢？不願再多說話了。達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見這愈來愈神聖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1946年3月6日
（原載1946年9月《人物雜誌》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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