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作者：朋霍費爾

歡愉的，以及沉重痛苦的摯愛，
你離我而去。
我當如何稱呼你？苦悶、人生、幸福、
部份的自我、我的心──還是已逝的回憶？
門，砰然關上；
只聽見你的步履逐漸遠去。
現在存留的是──折磨、愉快、慾望？
我只知道：一切伴隨你的，全都消逝。
然而，你可感受到我今對你的繫念
緊緊纏住不放
肯定已傷害你？
我是如此強奪
乃致你血流出，
只為證實你仍在身旁，
以屬地的生命形態，完全存在？
是否你使我的惡唸成聖
因我自己的苦難，
我渴望看見自己的血液流動，
只為不叫一切埋在
失去的回憶中？

生命，你對我作了何事？
為何要來？為何要去？
回憶，當你逃離開我，
難道就不再是我的回憶，我自己的回憶？
如日落加速穿越海洋，
墜入幽暗，
你的形像一樣下沉、下沉、下沉
不曾稍停
沉入回憶的大海，
任海浪吸進深淵。
如溫暖的氣息飄散
在清晨凜冽的空中，
你的形像從我逸出，
我已忘卻你底面貌、你底雙手、你底模樣。
突然出現的一顰、一瞥和一聲問候；
即刻消失，飄散無蹤，
不留安慰且遁向遠方，
那已經毀滅的，就是回憶。

我欲吸收你身上底芬芳，
吸取它，留住它，
如同夏日繁花迎著蜜蜂
使他們迷炫，
如同水蠟樹讓天蛾沉醉──
但是，突如其來的陣風毀掉一切花朵氣味，
以致我像騙子矗立
尋找消失的回憶。

像燒紅的鐵鉗拆裂我的身體，
當你，我過往的生命，如此迅速離去。
猛烈的反抗和忿怒將我團團圍住，
帶著鹵莽和無益的問題，我飛入太虛。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不斷重複──
為何我的感官無力留你，
為何正在流逝的生命，瞬間已成回憶？
因此我要思考，再思考，
直至找著所失去的。

但是我感覺
一切環繞我、在我左右的事物
皆朝我微笑，謎樣的靜止，
嘲笑我毫無希望的努力
一切不過捕風捉影，
想要捕捉那已逝的。

罪惡進入我眼和我心；
我眼所見，盡討我嫌；
我憎恨那令我感動的；
我憎恨一切生命，和一切可愛的、
一切能夠補償我損失的事物。
我要我的生命；我要求再得回我的生命，
我的回憶，就是你啊。
正是你。我淚流滿面；
忖度是否能，在謎霧般的淚水中，
重新塑回你的形像，
完整的你？
但，我不再哭泣；
因為唯強者藉淚水得力，
軟弱者卻只能因淚成病。

疲憊地熬到夜晚；
迎接我的惟有床鋪和遺忘
如今我棄絕自己。
黑夜，抹消一切界限的，給了我遺忘，
慈善地執行你的公務；
對於你，我寧信任自己。
但黑夜滿有智慧和能力，
比我智慧，比白日有力。
一切地上勢力所不及，
一切遭思想和感覺，遭抗，遭淚水拒絕的，
黑夜如今賜我，慷慨盈溢。
不為無情的時間所害，
純潔，自由而完整，
藉著夢你被帶回，
你，我的回憶，我的生命，
你，最近消逝的時日。

依偎著你，在死寂的黑夜醒來，
我開始害怕──
是否我將再次失去你？是否我的尋覓永無希望，
你，我的回憶？
我伸出雙手，
並且祈禱──
現在我終於聽到一件新事：
「回憶將再次造訪，
藉著感恩和悔改，
要成為你生命持久的一部份。
去感受神過去的赦罪和良善，
祈求他保守你，在今日並明日。」

1944年6月

朋霍費爾 (1906-1945) 德國神學家，詩人。

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時，他是召人來為他死。──朋霍費爾

朋霍費爾牧師小傳

60年前，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組織開始了他們對世界人民的瘋狂行動；也是在那時，一個年輕的牧師成了基督教世界反對納粹的最有力者。1945年4月9日，天剛破曉，東方佈滿魚肚白，在德國佛羅森堡集中營裡，一名年輕的囚犯被納粹黨以顛覆罪送上絞架。幾天以後，盟軍勝利了。然而，這位年輕囚犯的英靈卻早已奉獻在殉教者的祭壇上了。這個年輕人的名字叫朋霍費爾。他活著的時候，就以反對納粹所做出的人格的與神學的貢獻而聞名遐邇。自他死後，特別是由於《獄中書簡》和《倫理學》的出版，他的榮名在基督教世界廣為人知。

朋霍費爾是一個才華橫溢的神學家，死時年方39歲。這個24歲就受聘在柏林大學擔任講師的優秀學者，以他的無畏的死難見證了一個卓越的真理：作基督的門徒，不是享受榮華富貴、青雲直上，而是要擔當民族、世人的苦難；不是要飛黃騰達，而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冒險犯難，令邪惡者難以得逞。這代價有時竟是生命。

朋霍費爾的神學絕不是象牙塔內的高雅玩物。他的神學是世俗的、生存論的。它重視的是人的此生、此世，是生命本身。它關懷國家、人民的物質利益，決不是脫離政治，與政治絕緣。他有著敏銳的目光，希特勒一上台，他就知道他的國家、民族和整個歐洲文化及基督教信仰都將受到致命威脅，因為希特勒的極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帶著地獄的血腥味。

神學家

朋霍費爾1906年2月4日生於德國的布列斯盧，父親是大學教授，精神病理學及神經學權威。他的先祖中既有神學家和教授，也有律師和藝術家，他的母系還有貴族的血統。他的雙親性格出眾，儀態萬方，有眼力，有教養，在生活上一絲不苟。朋霍費爾從父系繼承了善良、公正、自制與幹練的性格；從母系繼承了對人類的理解與同情、對被壓迫者的熱愛，以及不屈不撓的精神。他有三個兄弟，五個姐妹，全家總是充滿著基督教人道主義的和其樂融融的自由氣氛。

朋霍費爾性格開朗。他為有父母、兄弟、姐妹、未婚妻和眾多朋友的愛而感到幸福。他愛山巒、花卉、動物──舉凡生活中偉大而單純的事物他都愛。他性情和藹，行俠仗義，喜歡音樂、藝術和文學。又由於他性格堅強、風度翩翩，樂意聆聽別人說話，所以他能廣交朋友。他最顯著的優點是具有忘我精神，隨時隨地助人為樂，不惜犧牲自己。無論在什麼時候，對於需要特別勇氣的工作，在別人猶豫不決之時，他總是自告奮勇。

在他的血液中，有著神學的因子。就母系而論，朋霍費爾的外祖父哈斯曾做過皇帝的牧師，曾因政見不合而使皇上龍顏大怒，並因皇帝拒絕參加他主領的禮拜，被迫辭職。他的外曾祖父卡爾．哈斯是德國19世紀最優秀的教會史學家，於1830年在魏瑪訪問過歌德，並由於發表反對政府的意見而被捕入獄。他的父系屬於舊斯瓦比亞家族，該家族從1450年起即居住在符騰堡，出了不少神學家。

朋霍費爾14歲的時候就決定攻讀神學。他17歲進入杜平根大學，一年以後轉入柏林大學，受教於哈那克、席伯格、李茲曼等名家。哈那克極為讚賞他的才幹。雖然他從未師從過巴特，但他的第一本著作《聖徒的團契》卻受到巴特危機神學的影響。1928年，他在巴塞羅納作過一年副牧師，並於1930年就任柏林大學系統神學講師，年僅24歲，被譽為「一個才華橫溢、精通神學的青年」。在此之前，他在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學習一年，結識了尼布爾。他的著作使他在神學界獲得崇高的聲望，特別是《作門徒的代價》一書。這本書剛一面世，就轟動了各國神學界。

在希特勒執政以前，他就認識到，國家社會主義者企圖擺脫上帝，單靠人類自身的力量來創造歷史，是一項殘忍的試驗。1933年，希特勒剛一上台，他就決定放棄學術生涯，因為對他來說，這種生活似乎已經失去了其固有的意義。1933年2月，他在電台公然抨擊那種以「元首」為偶像、以「元首」為上帝的制度，因為那種政治制度不僅破壞國家，而且也使國家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稍後，他發表了《教會與猶太問題》，號召教會頑強抵抗反猶政策──不僅在市民社會，而且在教會內部。他認識到世界和教會在20世紀30年代的處境：教會再也不能通過各自宣講其古老的信條而得到益處。

與希特勒針峰相對的10年

1933 年1月30日晚，柏林。大街上熙熙攘攘，到處都是穿黑色長褲、咖啡色襯衣的人。他們是納粹黨人。突然，人群中有人劃了一根火柴，點燃了手中的火把。川流不息的人流把火種一個接一個地傳下去，成千上萬的火把把柏林照耀得如同白晝。高舉火把的隊伍浩浩蕩蕩地穿過勃蘭登堡城門，進入首相府大街。當隊伍經過首相府時，他們熱烈地高呼著擁護希特勒的口號。「希特勒萬歲」是每個人發自內心的聲音。剛剛當選的新首相希特勒憑窗俯視，欣然微笑。多年的政治曠野生涯如今開花結果了。

1933年2月1日，也是在柏林。德國廣播公司門外一輛黑色小轎車停下，從裡面走出一個高挑個子、金黃頭髮的年輕人，步履輕鬆。他就是朋霍費爾。

「朋霍費爾博士！歡迎！歡迎！」前來迎接朋霍費爾的是他昔日的學生施密特。「老師，你的講題令我驚訝，不像別的神學家那樣道貌岸然。『年輕一代對統治者的觀點的變化』，多麼應時！」

「我不相信希特勒的統治會長久！」朋霍費爾冷靜地說：「人們對政治無疑十分厭倦，都希望像小孩子將困難交給父親那樣，把全權交給領袖。但我們不應將全權交給領袖，似乎自己沒有任何責任了。這樣做正中了希特勒的下懷。政府有限，不能取代神。」

朋霍費爾開始電台演說。他首先追溯希特勒「領袖原則」的來龍去脈。由於過去十幾年裡德國一直處於混亂狀態。所以，德國青年便把「領袖至上原則」當作救國良方。「領袖原則」就是通過一個具有絕對權威的領袖，恢復國家的紀律和尊嚴。在演說結束時，朋霍費爾發出擲地有聲的警告，「盲目信任權威有極大危險！」

「民眾有一種傾向，就是把領袖變成偶像。而領袖也往往樂於接受崇拜，久而久之，這種人越來越善於迷惑群眾，把自己偶像化，奪取神的地位。」然而出乎意料，在播放時，電台竟將結尾處這段至關重要的講話掐掉了。

1933年7月，德國所有教堂都懸掛納粹黨旗。教堂講道宣讀的是千篇一律的頌詞。就在全國一片歌功頌德聲中，教會內部卻出現了一個反希特勒的組織，名為「青年革新運動」，朋霍費爾是其成員之一。這是一個非法組織，他們拒絕將德意志的國家信仰納入基督的福音之內。

7 月17日，是個星期一。一群秘密警察闖入「青年革新運動」的辦公地址，將62萬本印刷品作為非法出版物悉數查獲沒收。朋霍費爾以為此等違法行徑必不為希特勒所知悉。他會見秘密警察總長，然而方知自己受騙上當。他已被視為「危險分子」。據稱，這些反領袖、反政府的人理應送進集中營，查抄還算納粹的寬大為懷呢！

1933年10月17日，倫敦。目睹「德意志基督徒」的勝利，朋霍費爾感到前景暗淡，在經過半年的思想鬥爭之後，他決定離開柏林去倫敦做牧師，試圖向英國的朋友們說明德國教會奮鬥的真正意義。
朋霍費爾來到英國。他此時有些心灰意冷，因為教會內有些朋友仍認為還可以和希特勒合作。這個時期他不斷默想耶穌的「登山寶訓」，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這些沉思冥想的結果，後來以《作門徒的代價》為題出版。

1934年，普世教會在丹麥開會。瑞典一位朋友問朋霍費爾：「如果戰爭爆發，你將怎樣辦？」朋霍費爾回答說：「我將祈求基督給我以力量，叫我不要拿起武器。」

同年5月29日，在德國巴門市。139位基督徒聚會巴門，代表德國18個宗派擬定反對納粹的憲章，此即著名的「巴門宣言」。巴門大會的另一個成果是成立了「認主教會」以抵制教會的民族化。這是基督教反抗納粹的中堅運動，朋霍費爾是其成員之一。

擁護「巴門宣言」的人以非法聚集罪被革職、流放、囚禁、處死。也有的人反戈一擊，揭發巴門會議「內幕」而在電台作「現身說法」。全國到處是一片聲討巴門會議的濁浪。

1935 年9月23日，朋霍費爾回到德國，擔任新成立的「認主教會」的神學院的院長。12月，希特勒政府的宗教事務局局長宣佈「認主教會」及其下屬一切機構均為非法。報紙、電台轟炸式的新聞鋪天蓋地，譴責批判「認主教會」。不肯承認錯誤的人被歧視，薪金不予支付。「巴門會議」的參加者紛紛轉變立場，朋霍費爾的神學院的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儘管他們很優秀。

1936年8月2日，朋霍費爾的一位學生要去漢堡做牧師。「這麼說你要脫離『認主教會』了？」朋霍費爾問。

「朋霍費爾博士，我們都非常尊敬您，但是如果不與官方一致，我們就找不到工作呀！」青年回答。「如果上錯了船，即使在船上朝相反的方向走也無濟於事。」朋霍費爾說。

第二天，朋霍費爾對同事說：「我們應當向教堂會眾宣讀給希特勒的公開信。我們既然有膽量上書希特勒，就不怕把它公之於眾。」

由於朋霍費爾堅持反對納粹，1936年他被剝奪在大學講課資格，1938年被命令離開柏林，不得在首都居住和工作。

1938年11月11日，在一片排猶聲中，同情猶太人的牧師和神父紛紛被捕、處死。朋霍費爾在《聖經》上批註：「我們看不到我們的標誌，不再有先知。我們中間沒有人知道這樣的災難還要延續到何時！」
1939年7月7日，紐約。朋霍費爾來到美國不到一個月，便急著要回國。當初尼布爾擔心他會被捕，才設法把他接到美國並為他安排工作。但他到美國後卻坐臥不寧，不斷受到自責：「難道你到美國竟是為了逃避苦難嗎？」

在下定決心重回世界上最黑暗的一角後，朋霍費爾心裡稍稍得到安慰。直到這時，他才知道自己愛德國愛得有多深。他要與他的人民一道受難。他的堅定的信心與隨時準備犧牲的決心，多次表露無遺。
1940年夏天，大多數反對納粹政權的積極分子灰心喪氣，有人建議暫緩發動進一步的運動以免造成希特勒裝作殉國烈士，朋霍費爾堅決反對。他說：「假如我們要做基督徒，就不容許得過且過，有苟且行為。」

1942 年5月，瑞典。在德國內外都深信納粹將要成功的時候，他所領導的組織仍繼續奮鬥。有人提議通過齊切斯特的主教向英國政府報告德國人反希特勒運動的詳情，朋霍費爾主動請纓，於1942年5月初，在妹夫杜南毅鼓勵下，冒著生命的危險擔負起這項任務，毅然出發，以爭取英國政府的支持。

朋霍費爾在瑞典同英國齊切斯特主教會見，向英國政府轉呈推翻納粹政權的計劃以及關於實現和平的建議。這一建議送達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手中，但被拒絕。同盟國的政策是：「無條件投降！」

1943年4月5日，朋霍費爾在父親家中，和妹妹克麗絲黛及妹夫杜南毅一同被蓋世太保逮捕，罪名是參加非法地下反抗組織。

在獄中

在監獄和集中營裡，朋霍費爾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勇氣。他的無私和友愛，感動了和他接觸的一切人，甚至監獄看守也很尊敬他。有些看守偷偷地將他在獄中寫成的詩文帶出來，保存下來。看守在巡視以後常常因為不得不把他的房門鎖上而向他道歉。

在被囚期間，他受到秘密警察的審訊。但他在行刑者面前巍然屹立、面不改色。他拒絕放棄自己的主張。他公然承認他反抗秘密警察組織，坦白地承認，作為一個基督徒，就是國家社會主義與集權統治者的死敵。雖然他們用酷刑折磨他，並且威脅要逮捕他的雙親、妹妹及未婚妻，他還是公然地反抗。1944年10月，朋友們想設法營救他出獄，把他送到國外，但他卻堅拒了，以免連累別人。

在獄中，他請求准許照顧病人和其他犯人。他安慰憂愁煩躁的人。甚至與朋霍費爾同坐牢的莫洛托夫的侄兒高可林，也深為基督的教訓所感動。1943年到1944年間，軍事法庭每週都要處決一二十人，在這期間，朋霍費爾的幫助對於獄中的犯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被控從事破壞活動的人由於朋霍費爾的幫助而得免一死。那些與他同監的人看到他在最可怕的環境中仍鎮靜自若，深受感動。有一次，柏林受到最猛烈的空襲，爆炸聲和犯人的呼號聲混雜在一起。犯人們用拳頭捶打監獄的大門，大聲呼喊要求將他們轉移到安全的防空洞，朋霍費爾卻站在他們的面前，好像巨人一樣，紋絲不動。

另一方面，朋霍費爾仍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愛這個世界。他在常人的面前是巨人，但在上帝的面前卻是個孩子。當他活著的時候，肉體與靈性──亞當與基督的戰爭，也在心靈中進行著。有時候，他似乎不認識像是謎一般的他「自己」。他在監獄裡寫過一首詩，抒發心靈內部的這種掙扎，題目是：「我是誰？」

由於被發現同1944年7月20日謀刺希特勒的小組有聯繫，1944年10月5日，朋霍費爾從台格勒監獄被轉移到柏林蓋世太保總監獄。雖然他非常清楚在那裡要發生什麼事情，但他仍然保持鎮靜。他向朋友們告別時，若無其事。然而一位獄友說，「他的眼神是很不自然的」。從此，他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聯繫完全被切斷。他最後的信息之一是柏林受到猛烈空襲時他在秘密警察監獄裡寫的一首詩，題目是「迎接1945年」。然而他終於未能等到勝利之日。

在獄中，朋霍費爾以書信的方式寫下自己的神學斷想，提出一種「非宗教性解釋」，其主題是「上帝之死」、「宗教的終結」和「世界長大成人」。

朋霍費爾死後，他的友人貝特格將這些零星斷想編輯成冊，於50年代出版，名為《獄中書簡》。這部書連同《倫理學》在英美世界引起極大反響，引發了曠日持久的激進世俗神學運動。

1945 年2月，柏林的蓋世太保監獄遭炸燬，朋霍費爾被轉到貝獻瓦勒特集中營，以後輾轉遷徙。1945年4月9日，就在盟軍解放的前幾天，在佛羅森堡集中營裡，朋霍費爾被希姆萊下令處決。與此同時，他的哥哥克勞斯和妹夫杜南毅及士雷舍，也分別在柏林和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被蓋世太保處決。不久，盟軍便解放了這幾個集中營。

朋霍費爾就義前一天，最後一次在獄中佈道。「所有人，不論其為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都深深為他的誠懇所感動。」他正想安慰監獄裡的一些孀婦（她們的丈夫因領導反抗希特勒的運動而被處死），以免她們過於沮喪與憂慮時，就被永遠地帶走了。朋霍費爾未經審判即受絞刑，死時從容、堅毅、高貴，令許多人欽佩不已。據回憶，他臨終的遺言是：「這就是結局，但對我不過是生命的開始。」

1945年7月27日在倫敦聖三一教堂為朋霍費爾舉行追思禮拜，大家都感到1945年4月9日朋霍費爾死於秘密警察手中，這是德國境內發生的不能以人類的標準來衡量的事。他們認為，上帝親自幹預世界這次空前可怕的鬥爭，因為神將一位最忠誠、最勇敢的孩子獻出來，以贖魔鬼政權的罪惡，並將歐洲文化賴以重建的精神加以復興。

非宗教的基督教──朋霍費爾神學思想簡論

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是20世紀傑出的德國神學家。他的悲情人生和獄中神學，對二戰後的基督教神學乃至整個西方產生了廣泛的。本文著眼於他的生平和幾部基本著作，就他的上帝觀、基督論、以及他的「非宗教的基督教」思想，對他的神學框架做一個粗線條的勾勒。

在20世紀的基督宗教神學領域裡，德語神學家可謂群星閃耀。這其中，朋霍費爾就是一朵耀眼的齊葩。他生也坎坷，死更悲壯；他的生死言行，宛如基督教的殉道史，被視為「的使徒行傳」（R. Niebuhr）。他超絕的才情，大膽的神學構想，無疑是現代基督教神學中一筆寶貴的遺產。

朋霍費爾1906年2月4日出生於德國布列斯勞（Breslau）的一個具有深厚人文傳統和神學信念的家庭。父親是神經學與精神病學的權威，儘管有了9個子女，但這位大學教授依然覺得他的房子太寬敞了。母親則是19世紀卓越的教會學家哈塞（karl August von Hase）的孫女。這個偉大的耶拿教授的故事大大的吸引了朋霍費爾，雖然後者並沒有追隨先人的神學方向。14歲上中學時，他就立志於神學事業；先後在杜賓根、羅馬和柏林神學，曾受教於哈那克（Adolf von Harnack）等名師門下並深受賞識。然而在思想淵源上，他則傾向於卡爾·巴特(Karl Barth)的神學道路，二人曾於1931年在波恩首次會面。1930年朋霍費爾以《行動與存在》一文獲教師資格，隨後赴紐約協和神學院學習，被譽為「才華出眾、精通神學的青年」。1931年，年僅25歲的朋霍費爾就任於柏林大學系統神學講師，開始了學術生涯，直到 1936年。

不過，朋霍費爾始終不是一個學院式的神學家，而是一個積極投身社會實踐的現實主義者，具有深切的歷史使命感。他也是一個牧師，著書立說之餘，輾轉於德國各地，往來於英美諸國，推動普世教會運動，思考新形勢下教會的使命與出路。他關心祖國的命運，抨擊希特勒政權，認為「只有回到基督教信仰中才能救德國」。當時整個德國思想界和教會已經嚴重分解成兩派：一派公開宣稱效忠希特勒；另一派則堅持「上帝就是上帝」的信仰告白，簽署「巴門宣言（Barmen Declaration）」，拒絕與獨裁政權合作。朋霍費爾就是堅定的巴門宣言的支持者。戰爭爆發後，他不願離開祖國和人民，而是選擇和他們在一起。1939年，正在美國的朋霍費爾謝絕朋友的挽留，毅然回到了形勢惡劣的德國。他要分擔德國的命運，他說：「如果這次我不和我的人民分擔磨難，那麼戰後我將無權參加德國的基督徒生活的重建工作。 1943年4月，朋霍費爾由於參與行刺希特勒的計劃失敗而被捕，關進了特別集中營，並輾轉數地。對於自己的處境，他既不後悔也不自誇，而認為這是他應該承當的一份使命，是「為全新的開端作準備」。為了避免過多的犧牲，他放棄了營救計劃，坦然的留在獄中。1945年4月9日，在黎明前的黑暗裡，朋霍費爾和他的戰友在柏林被納粹黨羽殺害，死時年僅39歲。臨刑前他說：「這就是終點，對我來說，是生命的開端。」

朋霍費爾的勇氣和力量來自於他的信仰理念，更來自於對人類苦難的擔當意識。而這種對上帝的愛和信仰又和對於這個世界的愛和關懷完美的結合起來。朋霍費爾曾經說，「門徒之所以是門徒，就在於他們分擔主的苦難，遭棄絕及被釘十字架」。他用自己的死見證了自己的信仰，在納粹的手中，成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他的死是一個極大的悲劇，但屬世的標準不足以估量這種損失。」因為，他的死不僅是為了德國，也是為了整個歐洲。

朋霍費爾短暫一生裡為後人所留下的作品，主要有《聖徒的團契(Sanctorum Communio)》（1930）、《行動與存在 (Act and Being)》（1930）、《創造與墮落(Creation and Fall)》（1933）、《做門徒的代價 ( Cost of Discipleship)》（1937）、《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1938）、和《倫(Ethics)》（1940）。其中，早期的《做門徒的代價》和後期的《倫理學》、以及在他死後出版並被不斷增補的《獄中書簡（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是他的新神學思想的代表作。德文版的十六卷《朋霍費爾著作集》早已出版，並且全部英譯本也已出版。朋霍費爾的神學探討既能緊扣聖經的信仰傳統，又不離現實，被公認為20世紀最具開拓性的神學家之一。

一、苦弱的上帝

上帝、基督、人、世界，始終是基督教神學的主題。儘管神學家奧特（H. Ott）曾說：「今天，誰要談論上帝，誰要思考上帝，他就必須明白一點：上帝在我們這個被打上問號了。」[4]（第9頁）但海德格爾也曾說：沒有什麼比上帝更值得思。面對不可言說的上帝，卡爾·拉納（Karl Rahner）要求人們去傾聽聖言，而海德格爾則嚴肅地說：「語言在此已經失效」，要求一種「與上帝相宜的緘默」。 [5]但是，神學是無法終止對上帝的思考與言說的。對於朋霍費爾而言，這種言說，不是漠不關心的言談，不是觀念的遊戲, 而是以信仰做根基，依靠上帝的恩典而得以可能的言說。

朋霍費爾的上帝首先是一位受苦受難的上帝，是受難於十字架的上帝，是聖經中活的上帝。這不是高高在上，威嚴冷漠的君王，而是有血有肉，與人類息息相關的上帝，是為了人類的苦難與不幸而主動受苦，參與並承擔人類的一切苦難的愛的上帝。這是一個不是靠強力，而是靠自己的軟弱征服世界的上帝形象。在人類歷史中，無窮無盡的苦難和不幸意味著惡的存在。面對人類的這樣一種基本生存狀態，上帝的意義在哪裡呢？上帝的慈愛如何容許無辜之人遭受痛苦呢？既然上帝創世造這個世界，就應該對世人受苦這一事實負責，並給予解釋。惡的問題歷來讓信仰者和不信者爭論不休，也刺激著人們不斷的反思神之正義。人類曾經自信的希望依靠自身力量來面對苦難並戰勝苦難，但最終又發現正是人，成了無邊苦難的被告。近現代以來的歐洲，人們常常會遁入虛無的陷阱，不停的反抗、甚至否定著上帝。朋霍費爾認為這是人類遠離上帝無所依憑的結果。而以往家的各種神正論，之所以不能很好的解釋這個古老的問題，是因為這一切和理性的論證是毫無關係的。朋霍費爾試圖重新走向上帝。這個上帝是苦弱的上帝，他主動承受了人類的一切苦難。而正是上帝的這種參與，給了人類生活以意義與希望。

聖經上說，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類（創世紀1:26）「在世界一開始，人類就是個神秘的矛盾。他是一個被造物，卻注定要像他的造物主。被造的人注定要帶有非被造的上帝的形象。亞當是『像神』的。他的命運是在感激與順從他的造物主中帶有這種奧秘。」然而，人類放棄了上帝的恩典，放棄了與神的最初的信仰關係，選擇了不信，人要使自己變成上帝一樣，這是人的自大，因此失去了上帝給予他的本該像神一樣存在的命運。人類因此也就進入另一種處境中，那就是要用自己自由的選擇重新進入與神的那種完美的信仰關係中。在這裡，朋霍費爾延續了他在自己的早期作品《創造與墮落》裡的言述方式，顯示了作者在神人關係問題的辨證色彩。人類創造了太多的虛假了的上帝，而與真正的唯一的上帝卻越來越遠，人們不是把終極的批判交給上帝，而是自比神明。這就是人類一切的災難的源泉所在。但上帝並沒有離棄人類，儘管人類無數次的棄絕了上帝。上帝看到人類的苦難與不幸，痛心於人類的受苦，要以自己的愛來分擔人類的苦難，要重新在人類中塑造人的全新的形象。在朋霍費爾看來，上帝是「出於純粹的憐憫，使自己呈現出墮落人的形象與樣態。」然後又取得人的形態，通過耶穌基督——神子，以奴僕的樣子來到人間，遭遺棄、受苦、被釘十字架、復活。通過十字架，上帝完成了對人類的愛與拯救。他參與了此世的受苦與折磨，親自承擔了人類的苦難與所有的悲傷。朋霍費爾把上帝拉到了世人面前，強調的是上帝的大愛，即一種主動的受苦。「當上帝受苦時，他是以神性的方式受苦，這就是說，上帝受苦是上帝的自由的表達，上帝不是遇到了苦難，而是在自由中讓自己遇到苦難，上帝受苦不是像人那樣由於存在的匱乏，而是出於他的愛，以愛去受苦。」這意味著，「上帝是忍辱負重的上帝」。受苦與愛是統一的，正因為愛，上帝才無辜受苦；而上帝的主動受苦並不能解除人類的苦難與不幸，但通過對人類苦難的參與與承擔，就給人類提供了一種希望和意義。「這種意義意味著人的受苦和不幸絕非而然的合理的，而恰恰意味著人的受苦與不幸儘管是自然性的，但卻不是終極性的和有意義的，是不合理的。」上帝通過主動受苦，也把人從罪惡、苦難與死亡中解救出來，把人類引向終極正義，徹底和平和永生的上帝。通過自己的受苦，通過十字架上的基督，上帝彰顯了自己的絕對的至上的愛。這種受苦的上帝形象似乎和傳統所理解的上帝形象形成巨大反差，但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神學界卻深得人心。我們在當代德國神學家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的希望神學裡就能夠看到朋霍費爾的上帝的影子。

對上帝的種種言述中，歧見和誤解是經常的，從而形成不同的詮釋傳統。朋霍費爾的神學思想不僅溯源於聖經，甚至走向舊約，走向了約伯所面對的上帝。在朋霍費爾看來，上帝不是一種權宜之計，不是一個「補缺的東西」，不是邊緣情境中的依賴，不是宗教性的假設，而是我們的生命的起點與終點，是終極的根基。「當人的感知能力（常由於懶惰）到了盡頭，或者說，人類智窮力盡之時，宗教性的人就談起了上帝：他們或是為了所謂解決不能解決的難題，或是作為人類失敗時的支柱而召喚來幫助自己的，就是說，總是由於人的軟弱或處於人生邊緣時來幫助人的，確實總是那個Deus ex machina（機械之神）。」所以，朋霍費爾反覆強調，上帝在於「生活的中心，而非邊緣」，堅決否定了近代以來的僵化的自然神學，認為那會最終異化了上帝的本真形象。就像布伯（Martin Buber）所闡揚的我－你關係一樣，朋霍費爾所追求的，也正是這種面對面的上帝形象。他說，「我希望不在生活的邊緣，而在生活的中心，不在軟弱而在力量中，因而也就不在人的苦難和死亡裡，而在人的生命和成功裡來談論上帝。」在另一處他又強調，「我們不應當等到我們智窮力竭之時，我們必須在生活的中心裡去尋找上帝，在生活而不是在死亡中，在健康與精力中，而不只是在苦難中，在行動中而不只是在罪惡中去尋找上帝。」也就是說，上帝是我們終極生活的歸依，而不是一種形而上的假設，也不是逃避塵世生活種種負擔與苦難的避難所。朋霍費爾看到了片面的近代理性主義對於基督教信仰的破壞，看到了把活生生的上帝肢解成乾巴巴的觀念之物的危險。所以他要還原上帝的本來模樣，要重新把上帝信仰放在生活的中心。他所追求，不是雅典的上帝，而是而是耶路撒冷的上帝，是亞伯拉罕、以撒、和約伯所面對的上帝；他所考量的就是要在世俗生活裡面深化上帝的神聖之維。而就他的致思路向而言，他是深受巴特辨證神學影響的，也嚴格遵循了路德神學的遺產。而當時德國惡劣的現實處境，也是激發這種思想的主要原因。

二、跟隨基督

朋霍費爾的上帝觀是奠基在他的基督論之上的。耶穌基督無疑是基督教的根本。而二十世紀的神學表達中，基督論問題更加凸現出來。人們為了彌合神人間的張力，為了在世俗化的大潮中重塑信仰空間，紛紛借助於對耶穌基督的不斷的詮釋。就像巴特所主張的那樣，人神自間無路可通，唯有信靠基督，才能回到上帝的懷抱裡。朋霍費爾無疑堅持著這一神學路向。在他的所有言述中，耶穌基督都有著核心的地位。在他看來，正是耶穌的十字架彰顯了上帝的榮耀和愛；而做一個基督徒，就是要追隨基督，背負十字架。

「耶穌基督必須受苦和遭棄絕，這個必須存在於上帝的應許之中——聖經的話必須應驗。」上帝的受苦與愛，恩典與救世，都是通過耶穌基督的十字架道路實現的。沒有它，上帝的主動受苦就無從談起。耶穌的受苦遭棄絕，被釘十字架，死而復活，正是上帝的安排與計劃，實際上，基督的屈辱與失敗，苦難與遭棄絕就是上帝的自己的屈辱與失敗、苦難與遭棄絕。「基督在世上的樣態，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去的那個樣態。上帝的形象就是被釘十字架基督的形象。」而「受苦和遭棄絕概括了整個十字架的意義。在十字架上死去就意味著被人蔑視和被人棄絕。」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朋霍費爾對於十字架意象的強烈認同。他認為通過基督道成肉身這一十字架事件，上帝的恩典得以臨世；朋霍費爾稱之為最昂貴的恩典。朋霍費爾認為遭棄絕正是基督的偉大之處，遭棄絕使其受難失去了榮耀的光輝，也就是說，這是沒有榮耀的受難。同時，正是通過十字架上的承擔，耶穌基督向人們啟示了上帝的愛，也啟示了人與上帝重新和解的福音。因為，「他是進入罪和死的世界的主的形象，他把人類所有的悲傷都自己承擔起來，他溫柔地承擔起上帝對罪人的憤怒和審判，並在受苦與死亡中以堅定不移的忠誠順從他的意志，他生來就是貧窮的人，就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是悲傷的人，是被人和上帝遺棄的人。」在朋霍費爾看來，戰爭磨難下的歐洲的種種苦難，上帝也是真真切切的感受著、參與著的。

朋霍費爾所描繪的基督形象，正是神人之間的中保。這意味著他既有上帝的神聖位格，又有人性。他引述路德的話說，「你要指著這個人說，上帝在這裡」。 [1]（第238頁）所以信仰上帝首先就是信仰作為中保的基督。「他站立在我們和上帝之間，正因為如此，他也站在我們和所有其他人和事物之間。正如耶穌所言，「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6）朋霍費爾用富有辨證色彩的語言說，「這裡就是那成為人的上帝，這裡就是上帝新形象中的人」在他看來，不僅神人的背離需要基督的救贖，而且人與人之間，人與這個世界之間也需要基督作為中保。戰爭的災難性不僅破壞了人們的信仰皈依，而且在人類相互之間留下了一道鴻溝。而自然的情感或者世俗的聯繫難以最終解決這種雙重的異化狀態，唯有依靠耶穌基督的引領。他說，「通過與道成肉身的主交往，我們恢復了我們真正的人性，同時我們也從那種罪所造成的個人主義中解脫出來，而且恢復我們同整個人類的聯繫。」朋霍費爾多年來積極投身教會事務，面對信仰的迷失和社會價值的失序，他希望通過信仰生活的重建來緩解逐漸疏離的西方社會。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才會強調教會的社會參與使命和基督徒團契生活的重要意義。

耶穌基督的受難也是對神聖律法的成全。聖經上說，「莫想我來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都不能廢去，都要成全。」（馬太福音５：１７－１８）這裡，耶穌強調律法的一致性和權威性；但另一方面，基督要求人們直接跟從他，不允許有任何律法的阻礙（路加福音９：５７－６２）。朋霍費爾認為，看似矛盾的表達，正好表明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理解和堅持了律法的。基督不是一個革命者，更不是一個律法主義者。因為「上帝是律法的賜予者，是律法的主。只有在個人與上帝的團契中，律法才能得到成全，如果沒有同上帝的團契，律法得不到成全。律法得不到成全，也就沒有和上帝的團契。」朋霍費爾認為，唯有耶穌基督才是完全生活在同上帝的團契中的，因此他也就是迄今為止唯一成全律法的人。而「他成全律法的唯一就是作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在那裡，他親自徹底成全了律法」。把律法和上帝信仰對立起來，或者摒棄律法，都是與基督之道相悖的，因而也就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朋霍費爾說「基督並不召喚人們走向新宗教，而是召喚人們走向生命。」通過對耶穌與律法的關係的闡釋，朋霍費爾更好的走進聖經傳統。
回答了「基督是誰」這樣的問題之後，下一個問題就是「我是誰」：做基督的門徒意味著什麼？在德國教會日益分化，上帝的無上權威日漸模糊的現實處境中，這一問題顯得尤其迫切。做門徒就意味著歸附耶酥基督本人，「門徒之所以是門徒，也就在於他們分擔主的苦難、遭棄絕與被釘十字架。」既然上帝是主動受苦的上帝，基督也是受苦與遭棄絕的基督，那麼做門徒就是追隨基督，聽從他的召喚，並最終達到與上帝終極相遇。「因此，受苦是真正做門徒的標誌。……事實上，這是一種歡樂，是恩典的標誌」，朋霍費爾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必須忍受其應當承擔的痛苦，這就是門徒的命運。「你們各個的重擔要彼此擔當，如此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加６.２）也就是說，背負十字架，正是戰勝痛苦的唯一方式，因為也正是在受苦中，上帝臨在。人與基督相遇的結果，就是舊人死去。但這死也意味著生，意味著舊的生活的徹底決裂，開始全新的生活。在朋霍費爾看來，這也就是基督所啟示的道路，也就是做門徒的代價。

這種追隨，在朋霍費爾看來，也是上帝的恩典所在。上帝的恩典，使我們追隨基督得以可能。人不可能自我稱義，一切都在於上帝的恩典。恩典是我們最終的答案，但人還得自由的去信靠和追隨；若企圖借助恩典，逃避追隨基督就是一種自欺欺人，不可能得到救贖。這就把昂貴的恩典，變成廉價的了。朋霍費爾的意思是指，恩典不是一種僵死的教條和概念，而是一種活的生命之道。實際上他是要反對那種片面的預定論，強調人的自由的參與和踐履，因為不是罪的稱義，而是罪人的因信稱義。如果認為恩典已經赦免了我們的罪，罪已經事先得到了稱義，從而可以為所欲為，是對因信稱義的曲解，更是對恩典的踐踏；因為這就堵死了追隨基督的路，從而完全背離了基督。基於這個理由，朋霍費爾批評了修道主義和虔敬主義，因為那就會把作門徒的謙卑和自我捨棄變成了宗教徒的狂妄的靈性自負。那是畫地為牢，本身為了逃避世界，結果卻更加迷戀世界。朋霍費爾是不願把門徒對基督的追隨僅僅看成是少數人的成就，認為那應該是每一個生活於此世的基督徒的義務。顯然，朋霍費爾的這種恩典和稱義之說，是深深的肇始於路德神學的。

基督徒必須在世界上生活，並籍著信仰而能超越這個世界而又不完全退出這個世界。朋霍費爾把路德視為門徒的榜樣：路德離開世界，走進了修道院，又從修道院回到了世界。在朋霍費爾看來這正好表明，基督徒的信仰必須在世界之中展現。「使基督徒成為基督徒的不是某種宗教行為，而是在這個世界的生活中參與上帝的受難。」正如他要求人們在生活的中心，而不是邊緣信仰上帝一樣，他強調信仰的此世品格。因為因為基督徒也是人，是純粹的單純的人，所以「只有通過完全徹底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個才能學會信仰」。而這種所謂的此世性，乃是指，「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連同生活的一切責任與難題、成功與失敗、種種經驗與孤立無援。這就是信仰，就是悔改，這就是作為一個人和一個基督徒的東西。」朋霍費爾剛好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社會動盪不安，歐洲迷漫悲哀的陰影。朋霍費爾一方面捍衛基督教的正統思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積極思考德國新的現實挑戰。所以他的思想在後期有著強烈的入世精神和參與意識，要求人們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品格來，遵循一種他所說的「負責任行為的倫理學」；但同時他又反對自由主義神學的過分偏離，主張遵循路德神學式的那種內在的信仰性。他的焦慮和神學努力的方向，也就促使他在後期提出更激進的「獄中神學」。

三、「非宗教的基督教」

在生命最後的兩年多時間裡，身陷囹圄的朋霍費爾，依然孜孜不倦的進行著自己的神學。他從宗教和信仰的關係入手，對於傳統的宗教理解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從而提出了一系列大膽的神學構想。他認為即將到來的世界是一個沒有宗教的，人們也不再需要的一個宗教的「上帝」的監管。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試圖以一種「世界的（wordly）」和「非宗教的（nonreligious）」方式來重新詮釋基督信仰。於是，「非宗教的基督教」，「世界的成人」，基督信仰的此世性等思想，就構成了他的新的思考方向。雖然他的這些思想多是零散的以書信的形式表達出來的，缺乏一定的系統性，卻是他一生神學思考的，代表了他的神學思想的頂峰。

把「宗教」概念與神學信仰對立起來，似乎可以追溯到巴特和克爾凱郭爾，甚至尼采。自文藝復興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的，社會日益世俗化，人本主義思潮更是摧枯拉朽，宗教受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批判和嘲諷。尼采說上帝死了，克爾凱郭爾否定了丹麥教會，路德拒絕理性思辯的神學，而巴特則認為上帝就是上帝，而宗教則是虛假的偶像。在這條路上，朋霍費爾走的更遠，他從對宗教概念的批判最終發展成徹底捨棄宗教這一概念，認為基督教本質上不是宗教，而是一種信仰生活，是生命本身。

首先，他提出，世界已經成年。人類的發展，已經走向一個人類自律的時代。他考察了自然，道德生活，以及近代以來的思想，認為這些方面都可以靠人的理性原則而自立了，不再需要一個假設的上帝來作為監護了，因為即使沒有上帝，一切都可以正常運行了。甚至宗教本身也不需要這個上帝了。這種世界自律，在朋霍費爾看來自13世紀就開始了，而到了今天，已經完成了。所以，即將到來的世界就是一個沒有「上帝」的時代。對此，朋霍費爾有著清醒的認識，這表明他決不是一個狂熱保守主義者。正如韋伯所言，現代世界已經去魅解咒，已經逐漸擺脫宗教神聖幃幕。伴隨著強大的世俗化運動，宗教在這個時代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在西方社會，這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現為世界非基督教化。

既然世界已經成年，我們就不可能再回到童年時代。所以朋霍費爾批判了各種各樣的基督教護教論。這些護教論採取了各種方式，反對世界的自我肯定，通過種種努力，企圖證明世界不能離開上帝的監護而生活。他們認為即使在所有世俗上作了讓步，但在那些所謂的終極問題上，比如，死亡、罪過或人的「內在生活」等等，依然需要上帝來提供答案。這在朋霍費爾看來，都是徒勞無益的，而且是對真正信仰的卑賤的放棄。在此，他高度評價了巴特的辯證神學，認為「把耶穌基督的上帝列入反對宗教的行列，……這過去是，現在也是，他的最偉大貢獻。」，而對於布爾特曼的解神話思想，他不滿的說「不是走得太遠了，而是走得還不夠遠。」

那麼，朋霍費爾又將如何面對基督教，如何在這樣一個完全沒有宗教的時代確立上帝的信仰呢？他指出，既然世界已經成年，我們就要直面這個世界，直接以「世俗的」、「非宗教的」方式來理解基督教，這就是他的著名的「非宗教的基督教」主張。在他看來，「宗教性」，只是人類少年時代所依據的東西，這種宗教性前提現在已不存在。他說，「我們正在走向一個完全沒有宗教的時代：現在的人們簡直不再可能具有宗教氣質。……我們整個的有1900年悠久歷史的基督教的傳統和神學，依賴的正是人的『宗教性的前提』。……但是，如果有朝一日，這種先驗的『前提』完全不存在了，而不過曾經是人類自我表達的一種歷史的和暫時的形式，如果我們達到了徹底不要宗教的階段，那對於『基督教』意味著什麼呢？」上帝信仰，關涉的是人的生命本身。那種宗教性的上帝則往往是一種人類智窮力盡時的逃避，而在成人的世界裡，這樣的上帝已經多餘。上帝已經隱匿，已經不在這個世界，已經沉默。所以，朋霍費爾認為人們無需任何外在的假設和依託，也無需任何猶豫，而是要直接在此世的生活中，在塵世的承擔中，重鑄的上帝信仰。朋霍費爾認為，基督教信仰絕不僅指向來世；上帝更希望人們「返回他們在塵世的生命，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生活。」也就是說，基督徒的生活不能與此世分離，而必須整個地與此世融為一體，從而擺脫個人主義的虔敬與形而上的超自然主義：後二者都棄絕這個世界。朋霍費爾所強調的就是，既然我們已經是成人，我們就要有勇氣過成人的生活，這種生活拋棄了舊的信仰形式，又以全新的方式實現與上帝的信仰關係。朋霍費爾認為基督教信仰再也不能從宗教的角度來理解了，宗教在朋霍費爾看來，只是一種人們幼年時代所依憑的的外在工具；對於成年時代的人們來說，僅憑所謂的宗教性是無法獲得真正的信仰的。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朋霍費爾認為，我們面對的上帝，就在我們的生活的中心，他憑著自己的受苦與軟弱征服這個世界。朋霍費爾說：「我們的成年，迫使我們真正認識了我們與上帝面對面的處境。上帝實際上教導我們說，我們必須作為沒有他也能過得很好的人而生活。與我們同在的上帝，就是離棄我們的上帝。（馬可福音１５:３４）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不用他作為面前的那位上帝。在上帝面前，與上帝在一起，我們正在不靠上帝而生活。上帝允許他自己被推出這個世界，被推上十字架。而「我們同上帝的關係，不是同一個在力量與仁慈方面都是絕對的最高存在物（那是關於超越的虛假概念）的宗教關係，而是一種通過參與上帝之存在，為著他人而活的新生活。超越性並不在超乎我們力所能及的任務之中，而是在我們手邊最接近的事情之中。上帝在人的形式中，……他是為別人而生存的人，因此就是那在十字架上受刑的人。」可見朋霍費爾的此世生活，是以對上帝的信仰為根據的。因為「真正的此世，只有以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為根據才能實現的。」可見，沒有上帝的世界裡，並非沒有上帝信仰，也並不因為著上帝死了。真正的世俗性不與上帝的信仰相分離。朋霍費爾用復調的比喻來說明基督信仰與此世生活的關係。基督信仰是一種定位音、主旋律，而此世的情感則是對位音，二者「既不相混而又獨立」。這樣的上帝形象，這樣的信仰生活，正是朋霍費爾一直追尋的神學理想。他是一個體味到人間的苦難和罪惡，深刻關心社會現實的神學家，所以他的神學思考更深的貼近了現代人的生活。當人們覺得憑藉理性也可以決定一切的時候，宗教的問題曾經折磨著無數的思想家。托思妥耶夫斯基曾經提出「假如沒有上帝」的問題，是每一個現代人都要直面的問題。朋霍費爾的思考，是在「生存的牽纏中言說上帝」，試圖彌合世俗生活和基督教信仰的分離。朋霍費爾在獄中的閱讀經驗中，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 . Dilthey）和西班牙哲學家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生命哲學給了他重要的。而他早年對於美國哲學家詹姆斯（W. James）和海德格爾的閱讀，也促使他更加關注生存經驗問題。他愈加重視人的現世生活，把信仰重新定位為生活本身。他摒棄了基督教的神聖的宗教外表，把世俗生活放作為思考的焦點。他沒有像保守主義那樣拒絕世俗社會，貶低塵世的生活，在他看來，教會也只有在服務社會的卑微中才能顯出意義；他也沒有像自由主義那樣走得太遠，相反，他走向了聖經。承認世界的成年，也就是直面了人間的苦難和不信，從而擔心的問題就不是上帝在與不在，而是如何在生活中跟隨基督，在為他人的受苦中重新和上帝相遇。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沉默和隱匿，正是人們重新走向基督的開始。
朋霍費爾和神學思想在二戰之後傳遍歐美，受到廣泛的關注。他對於二戰後德語思想界的更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為整個基督教世界的信仰重建提供了豐富的養料。然而正像其他偉大的思想家一樣，他的思想在身後也受到了空前的誤解。他曾經被貼上無數的標籤，如「無神論者」、「世俗主義者」、「宗教自然主義者」、「語言主義者」，而最著名的就是被視為「上帝已死神學之父（the father of the death-of-God theology）」。有學者在描述這種現象時說，「許多思想家和作家以及教會人士不是真正去聆聽朋霍費爾，而是為了自己的目的去使用朋霍費爾，把他當成了樹立他們自己的意象的工具。」他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世俗神學的關係，在今天看來就是這樣。顯然，他對世俗性的肯定，對上帝在與不在的辯證表達，給了羅賓遜（John A. T. Robinson）等世俗神學家巨大的啟發和激勵，而世俗神學對朋霍費爾的引介和闡釋，客觀上也提高了朋霍費爾的世界地位，促進了他的思想的傳播。但二者神學主張實際上是大相逕庭。世俗神學家們的過度詮釋顯然遠離了朋霍費爾的本意。朋霍費爾思考的落腳處始終是人們的生活，但生活的中心則是上帝信仰。他沒有離開基督信仰，而是要走進聖經裡的位格的上帝。之所以說基督教不是宗教，只是一種言說方式而已，真正的用意，則是要避免宗教的理性的糾纏，樹立純粹的上帝信仰。不是要消弱信仰，而是要更加堅定的信靠上帝。由此看來，他是堅守了基督教的核心原則的，而世俗神學家激進的宣稱「上帝已死」，則正是朋霍費爾所反對的，最終必然演變成虛無主義。今天，隨著朋霍費爾著作手稿的陸續出版，人們逐漸糾正了許多曲解和錯誤，對他的思想的研究也就更加深入全面了。他在神學，倫，人類學，以及教會實踐中的影響依然延續著。而他的最大的影響，莫過於為無數基督徒在現代社會裡重回基督教信仰，選擇一種既忠於基督信仰又面向此世的生活，提供了勇氣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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