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s 總站

論貴粟疏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論貴粟疏  翻譯

賢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國家，老百姓之所以沒有挨餓受凍，並不是他能種出糧食給老百姓吃，織出布帛給老百姓穿，而是他有能替老百姓開闢財源的辦法。所以堯、禹的時候有過九年水災，湯的時候有過七年旱災，可是國家沒有被遺棄和因為飢餓而瘦得不成樣子的人，這是因為積蓄的糧食多，事先早有準備。現在全國統一，土地和人口之多不亞於湯、禹的時候，加上沒有幾年的水旱災害，可是糧食的積蓄卻不如禹、湯的時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土地還有利用的潛力，老百姓中還有未被開發出來的勞動力，可以生長糧食的土地沒有完全開墾出來，山林水澤的資源沒有完全利用起來，社會上還有遊手好閒，不勞而食的人，人民還沒有全部去從事耕種。

老百姓生活貧困，就會出現作壞事的。他們生活貧困是由於口糧不夠，口糧不夠是由於沒有從事農業生產，不從事農業生產，便不會在農村安家。不在農村安家，便會輕易離開家鄉。老百姓象鳥獸一樣四處謀生，即使有高高的城牆，深深的護城河，嚴格的法律，很重的刑罰，還是不能禁止。人在寒冷的時候，不一定是輕暖的衣服才穿，人在飢餓的時候，不一定是美好的食物才吃。人在飢寒的時候，就不顧廉恥了。人們的常情是一天不吃兩頓飯就會飢餓，一年到頭不添做衣服就會受凍。肚子餓弄不到吃的，身子冷弄不到衣服穿，就是慈愛的母親也不能保全她的孩子，君主又怎麼能擁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是懂得這個道理的，所以他使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減輕賦稅，擴充積蓄，用來充實糧倉，防備水旱災害，因此可以得到人民的擁護。

老百姓的去留，在於君主如何管理。他們追逐利益如同水朝低處流一樣，東南西北，不選擇方向。珠寶、玉石、金銀，餓了是不能吃的，冷了是不能當衣穿的，但是很多人都把它看得很珍貴，這是因為君主使用它的緣故。這些東西，作為財物，輕、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裡拿著，走遍全國也不擔心受凍挨餓。這樣便使臣子輕易背叛君主，使老百姓輕易地離開他的家鄉，使盜賊得到鼓勵，使逃亡的人可以很輕便地帶著生活費用。粟米布帛出產在地裡，在一定的時候生長，積聚在一起，要依靠人力，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這些幾石重的東西，一般人拿不動，不是壞人所貪圖的，但一天得不到它，飢寒就產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視五穀而把金玉看得很賤。

現在一個五口人的農民家庭，他家服役的人不會少於二人，他們能耕種的田不會超過一百畝，一百畝田收的糧食不會超過一百石。春天耕種，夏天耕耘，秋天收穫，冬天收藏，砍柴禾，修建官府的建築物，服勞役；做這些事春不能躲避風沙塵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熱，秋不能躲避陰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凍，一年四季，沒有休息的時候；又有個人的送往迎來，悼念死者、慰問病人，撫養孤兒、養育小孩等等費用都出在裡面。像這樣辛勤勞苦，還遭受水旱災害和官府殘酷的壓榨，徵收賦稅沒有一定的時候，早上發出命令，晚上就要得到錢糧。在準備納稅時，手頭有糧的，就把糧半價賣出去，手頭沒有錢糧的只能出加倍的利息向人借錢完稅。於是產生了靠賣田賣屋、賣子孫來還債的情況。可是大商人卻屯積貨物，追求加倍的利潤，小商人開設店鋪，販賣貨物，他們控制著稀有的貨物和余財，天天在都市裡走來走去，乘著政府急需的機會，加倍提高物價。所以他們男的不從事農業生產，女的不養蠶織布，但穿的總是華美的錦繡，吃的總是精美的食物，沒有經歷過農民種田的痛苦，卻佔有地裡出的農產品。憑著財物很多，他們交接王侯，勢力比官僚還大，相互爭奪利益；還到處遊玩，途中彼此能望見對方的帽子和車蓋，他們乘著堅固的車子、趕著肥壯的馬，腳穿絲鞋、身上拖著絲織的長衣，這就是商人兼併農民，農民流亡的原因。現在法律上輕視商人，可是商人已經富貴了；法律上尊重農民，可是農民已經處於貧困、卑賤的境地了。所以一般人所尊貴的，正是君主所輕視的商人；官吏所輕視的，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農民。上下相反，喜歡和討厭的態度相互抵觸，這樣希望國家富強、法制建全，是不能實現的。

現在的事情，沒有什麼事能比使老百姓從事農業生產更為重要的。要老百姓從事農業生產，在於重視糧食。重視糧食，就要在老百姓當中，採取把糧食作為獎賞和懲罰的手段。現在需要號召全國人民把糧食獻給政府，使獻糧的人能得到爵位，可以免去罪刑。這樣，富人有了爵位，農民有了錢，糧食也分散了。能夠獻出糧食得到爵位的人，都是家有餘糧的。從有餘糧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糧食，供政府使用，那貧窮農民的賦稅就可以減少，這就是所謂損有餘，補不足，命令一出，老百姓就會得到好處。這樣符合老百姓的心願，增加的好處有三點：一是政府需用的物資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田賦少了，三是鼓勵人們從事農業生產。現在法令規定：老百姓有出一匹拉戰車的馬的，可以免除三人服兵役。車騎，這是國家的軍備，所以給獻它的人免除兵役。神農教導說：“有十仞高的石頭城牆，百步長的注滿沸水的護城河，以及百萬武裝部隊，可是沒有糧食，還是不能守住。”從這看得出來，糧食，是對於君王大有用途的東西，重視糧食是政事中帶根本性的大事。教老百姓交納糧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只不過免除一個人的兵役、勞役罷了。這齣糧食和出戰馬相比，功用就相差太遠了。爵位，是君主專有的東西，皇帝一開口，就可以沒有窮盡地授給人爵位。糧食，是老百姓種出來的，出在地裡也沒有窮盡。而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刑，是人們十分嚮往的事。讓天下的人將糧食送到邊地，用這來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過三年，邊防地區的糧食就一定會多起來。



鼂錯（前200年？-前154年），穎川（今河南禹縣）人，西漢初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主張削弱各諸侯王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受到景帝重用。但在七國之亂中，被處死。其文章說理嚴謹，說服力強，與賈誼的政論文並稱「西漢鴻文」。

生平

漢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漢景帝時，任御史大夫。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諸侯王權力，但是缺乏具體的執行步驟，操之過急，激化了中央政府和諸侯王間矛盾。導致前54年，吳王劉濞會七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起兵發動史稱七國之亂之叛亂。做過吳相的大臣袁盎，與晁錯有過怨隙，乘機勸景帝誅殺晁錯。景帝聽了袁盎的建議，決定誅殺晁錯，一天在街頭，晁錯仍穿著朝服，被武士摔下，腰斬。接著全家滅門。皇帝問僕射鄧公：「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說吳蓄反已數十年，為削他的封地而提早反叛，「誅晁錯」只是個藉口，「夫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製，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景帝聽了十分後悔。

《漢書·藝文志》記載，晁錯有文三十一篇，大多失佚，今存較完整八篇，以《論守邊備塞疏》和《論貴粟疏》為著。清朝馬國翰嚴可均等著有輯本。




【新】讀書人 's 靜心居 & 高爾夫人生(PIXNET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