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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敵人
    ——我的最後陳述

劉曉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裡，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劉曉波
出生	1955年12月28日 （54歲）  中國吉林長春市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母校	吉林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職業	作家、政治評論員、人權活動家
知名於	促進中國民主運動人士、《零八憲章》發起人之一、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配偶	劉霞
獎項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1955年12月28日－）是生於吉林長春的中國作家、持不同政見者、著名政治犯，曾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獨立中文筆會第二屆及第三屆會長。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長期以來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1][2]。

曾經參與八九民運，並在2008年發起《零八憲章》。六四之後著書立說呼籲政治改革，長期以來以非暴力方式爭取中國基本人權，多次被捕入獄^[1]。最後一次入獄是在2009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目前在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

個人經歷

[編輯]早年

於1955年12月28日生於吉林省長春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69年至1973年隨父母奔赴內蒙古興安盟科爾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插隊下鄉。1974年7月，在他19歲時再次被安排下鄉至吉林省農安縣三崗公社，1976年11月回到長春市在建築公司任職工人。

於1977年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並於1982年取得文學學士學位，隨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攻讀文藝學碩士學位。1984年畢業後留校任教，就職於北師大中文系講師。1986年開始在北師大攻讀文學博士學位，並於1988年畢業。

1980年代中期，劉曉波因對李澤厚的批判而名震文壇，被稱為「黑馬」^[3]。1988年8月至11月應邀赴挪威奧斯陸大學講授中國當代文學。1988年12月至1989年2月應邀赴美國夏威夷大學講授中國哲學、中國當代政治與知識分子，並進行該專題的研究。1989年3月至5月應邀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4]。

[編輯]參與中國民主運動

1989年4月27日至6月4日，劉曉波在北京參與六四事件，是發起者和天安門四君子之一。1989年6月6日至1991年1月因參與六四事件，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捕入獄^[5]。1989年9月被開除公職。

由於劉曉波抨擊時政、關注民間維權、呼籲為六四平反和要求中國當局進行民主憲政改革，他也成為了中國當局重點監控的對象。在每年的一些敏感時期（如六四週年、兩會、黨代會等），劉曉波都會被中國當局實施某種程度的軟禁，要求不得外出、訪友，甚至限制電話或網絡等的對外通訊^[6][7][8]。

1991年1月出獄後至1995年5月，劉曉波在北京從事寫作及參與中國民主運動。1995年5月18日至1996年1月被監禁在北京郊區，獲釋後繼續從事民運及自由寫作。1996年9月因擾亂社會秩序罪被處勞動教養三年，同年與劉霞結婚^[9]。勞動教養於1996年10月8日至1999年10月7日間執行，1999年10月7日獲釋，之後一直在北京從事自由寫作。

2003年11月當選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的獨立中文筆會第二屆會長。2005年11月2日，再次當選為獨立中文筆會第三屆會長。

[編輯]起草零八憲章、被捕和審判

參見：零八憲章

2008年，劉曉波發起與參與起草了《零八憲章》，並與300多名中國各界人士一同簽署。該憲章於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60週年時發表。《零八憲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的風格寫成，主要是呼籲言論自由、人權和自由選舉^[10]。至2009年5月，該憲章有超過8600個簽名^[11]。

[編輯]被捕與受審

《零八憲章》起草後，劉曉波在2008年12月8日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12月9日被監視居住。12月11日中國人權活動人士對劉曉波可能面臨長期監禁表示擔心。12月14日，香港支聯會三團體在中聯辦外示威要求釋放劉曉波^[12]。

2009年6月23日，劉曉波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經中國檢察機關批准逮捕。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13]。一審判決書^[5]指控劉曉波在「觀察^[14]」、「BBC中文網」等境外網站上發表《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等「煽動性」文章，造謠和誹謗中國政府。劉還在《零八憲章》中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15]等多項主張，試圖煽動顛覆政府，判決後劉曉波表示將提出上訴^[16]。

2010年2月11日北京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劉曉波的上訴，維持原判^[17]。劉曉波於2010年5月26日開始，在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同年10月8日，在服刑期間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1]。

[編輯]判決反響

[編輯]中國大陸

2009年12月10日，328名《零八憲章》的起草者和簽署人發表聲明，表示願意跟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在《我們願與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聲明說，如果劉曉波被起訴，那麼作為《零八憲章》的簽署人，每一個人都是案件的組成部分，「對劉曉波的起訴就是將我們每一個人都置於審判席上；如果判處劉曉波先生有罪，也等於判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我們只有和劉曉波先生共擔刑罰」^[18]。

2010年1月，崔衛平通過電話等方式詢問了100多位中國知識分子對劉曉波獲刑的看法，在徵得對方同意的情況下將其看法發表於Twitter^{[注 1][19]}。

2010年1月15日，中共老幹部胡績偉、李普、戴煌及何方發表公開信，信中稱對劉曉波被判刑「感到困惑不解」，「劉曉波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主要罪證是提出了『聯邦共和國』的口號。年輕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們這些老同志都記得：『聯邦共和國』的口號是早在中國共產黨『二大』就提出來的，『七大』黨章黨綱又重申的正確口號。我們黨正是依靠這個正確口號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方針政策，才贏得各族人民的支持，從而擊敗了國民黨，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20][21]」15日後，20名中共元老，包括前毛澤東秘書李銳、新華社前副社長李普、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著名散文家袁鷹、著名詩人兼評論家邵燕祥、著名律師張思之等聯署公開信，要求撤銷對劉曉波的一審判決^[22]。

香港

2009年12月25日，劉曉波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時，香港支聯會、四五行動、天安門母親等民運組織成員遊行以示抗議^[23]12月27日，20多名香港巿民在深圳羅湖橋靜坐聲援劉曉波，其中包括記者等多人被當局扣查^[24]。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中，也有一個叫做「強烈要求大陸當局立刻釋放劉曉波！」的群組^{[注 2]}，至今已經有12000多人加入，《明報》也作出了關於這個群組的報導^[25]。

2010年2月11日，上訴案件被北京高級人民法院駁回時，香港支聯會抗議中國當局對劉曉波進行政治審判^[26]。

[編輯]國際

劉曉波的庭審以及宣判引來國際社會的矚目，但北京方面拒絕任何其他國家的傳媒以及外交官出席旁觀庭審，並指出「外國外交官會幹涉法庭審判」^[27]。

劉曉波因發表零八憲章被刑事拘留後，引來某些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美國國會眾議院以410票贊成，1票反對，通過一項旨呼籲北京當局立刻釋放劉曉波的決議案^[28]。議長南希‧佩洛西發表聲明，呼籲國際社會譴責中國拘捕劉曉波的舉動^[29]。美國國務院表示，中國應該立即釋放劉曉波，並尊重所有中國公民應俱有國際所公認表達他們意願的權利。國務院發言人凱利表示，自劉曉波被拘捕以來，美國就劉曉波的案件和中方官員已進行了多次交涉。歐盟同樣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並結束對簽署《零八憲章》的其他人員的騷擾和拘留^[30]。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員裡高利‧梅表示「美國政府對此深表憂慮。對於發表和平政治言論的人進行迫害，這種做法違背了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標準」。

歐盟輪值主席國瑞典政府代表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發表聲明表示「判處著名異議人士劉曉波11年監禁是非常『不恰當的』。這一判決結果有理由讓人們對中國的言論自由及司法公正狀況感到擔憂。^[31]」對於審判結果，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震驚」，並希望中國對此案加以修正；德國外交部長基多‧威斯特威勒對此案「深表憂慮」；德國聯邦議會主席諾伯特‧拉默特認為該案「令人驚恐」^[32]。2009年12月26日，法國外交部對劉曉波被判重刑發表公告，呼籲中國當局履行與歐洲聯盟人權對話中所作的承諾。對於中國重判劉曉波，法國深感憂慮^[33]。國際間包括大赦國際、人權觀察、記者無國界和國際筆會等機構，也不斷呼籲中國政府將他釋放^[34]。

2009年12月28日，達賴喇嘛對劉曉波被判刑發表公開聲明，認為「中國政府對劉曉波這樣表達言論自由人士的肆意判刑，顯然違背了國際人權公約的基本準則，以及中國憲法明文規定的言論自由精神」^[35]。2010年1月22日，代表了來自36個國家及800多名學者的歐洲漢學學會向胡錦濤發出公開信，呼籲立即釋放劉曉波^[36]。

2010年3月10日，全球150多名學者、作家、律師和人權倡議者在致吳邦國的聯名信中，呼籲代表中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通過推動釋放劉曉波，來表明中國將以認真的態度來實現法治的目標^[37]。2010年10月25日，人權團體「Freedom Now」發佈由15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署的公開信，包括前南非大主教杜圖、東帝汶主教貝洛、美國前總統卡特、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伊朗人權運動家伊巴迪、北愛爾蘭社會民主勞工黨前領袖約翰‧休姆、達賴喇嘛、肯尼亞環境運動家旺加里‧馬塔伊、北愛爾蘭前總理特林布爾、危地馬拉原住民運動家莉戈貝塔、波蘭前總統瓦文薩、北愛爾蘭女性和平運動家貝蒂‧威廉斯及美國反地雷運動家喬迪‧威廉斯等人。信中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以及G20成員國領袖呼籲，希望他們在G20韓國首爾高峰會期間，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釋放劉曉波與解除對劉霞的軟禁，讓他能夠自由通訊^[38]。

獲諾貝爾和平獎

2010年1月19日，國際性作家組織「國際筆會」美國分會提名劉曉波角逐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達賴喇嘛、南非圖圖大主教等多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聯名推薦劉曉波為和平獎人選^[39]。

2010年10月8日，諾貝爾評審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宣佈，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以「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久以非暴力的奮鬥」為由，向其頒發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1][40]。如果排除達賴喇嘛的國籍爭議^[41]，劉曉波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注 3]}。

[編輯]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新聞稿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新聞稿^[1]的非官方^[42]中文翻譯如下：

[編輯]劉曉波在獄中獲知得獎

其妻劉霞接受有線電視台記者呂秉權電話訪問時心情激動，感謝每位支持劉曉波的人，並希望正在監獄中的丈夫能到挪威領獎。^[43]劉曉波在獄中知道自己獲獎，把獎項獻給六四事件的亡靈，並認為應該得獎的是天安門母親。^[44]

[編輯]各方反應

聯合國和多個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多發表聲明對劉曉波獲獎表示祝賀或歡迎，多個人權組織也要求北京當局釋放劉曉波和異見人士，但是金磚四國、東盟、非洲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官方媒體大多對此事保持沉默。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反應，中國政府聲稱這違背了和平獎的宗旨，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45]。中共同時加緊了對相關內容的審查和屏蔽^[46]，也拘捕了一些慶祝劉曉波得獎的人^[47]，並軟禁劉霞^[48]。

劉曉波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新華網刊登兩篇來自挪威的相關報導。10月12日報導指稱，挪威科技大學教授阿努爾夫‧科爾斯塔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嚴厲批評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把今年的和平獎授予劉曉波，說道「這是大錯特錯」、「諾委會這麼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國推行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49]。新華網奧斯陸10月16日報導，從事特種船舶航運的挪威斯考根公司總裁莫里斯‧斯考根12日在挪威具有影響力的意大利晚郵報發表文章說，從經濟發展和中國成為全球夥伴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才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50]。

法新社在之後報導，科爾斯塔教授得知新華網的報導後，立刻在挪威首都發表聲明指出：「這純粹是造謠，是中國媒體的戈培爾式新聞操作。」他說，有人企圖假借挪威人的名義損害挪威諾貝爾獎的名聲，其卑鄙目的永遠不會得逞。科爾斯塔教授表示，完全贊成諾委會把今年的和平獎授予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同時祝願中國人民早日獲得自由^[51]。

德國之聲中文網報導，德國之聲10月17日對科爾斯塔進行了電話採訪。科爾斯塔表示，自己確實接受過中國記者的採訪，他也看了新華網的相關英語報導，其中引述的他的觀點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此外，他並沒有發表聲明指責新華社造謠，對此他一無所知。科爾斯塔還強調，自己在接受挪威以及外國媒體的採訪時，曾經多次表達過對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不滿。記者隨後向科爾斯塔提問，是否贊同中國政府的說法，劉曉波身為「罪犯」因此不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科爾斯塔表示自己對此「毫無瞭解」^[51]。

[編輯]獲獎專輯報導

BBC^[52]、德國之聲^[53][54]、美國之音中文網^[55]、及明報^[56]都設立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報導專輯。

[編輯]爭議與評價

[編輯]三百年殖民地言論

1988年，香港《解放月報》（現《開放雜誌》）記者採訪劉曉波時問道：「那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劉曉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他在2006年表示，這句話是「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信念的極端表達，可以公開西化的領域是進步最快的領域，比如源於西方的市場經濟、私有制權和自由貿易使中國經濟進步。雖然這句回答被部分人士用來批判他的「賣國主義」，成為中共對其政治迫害的典型證據，但他並無意收回。^[57]這一言論也被中共官方用來批判劉曉波。^[58]

[編輯]我沒有敵人言論

一般視劉曉波為溫和民主派^[59]，而劉曉波於2009年12月23日在獄中發表文章《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至RFI和《新世紀》，稱其「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感到檢察官、監獄管教的尊重，稱讚所在監獄的環境與管理，應「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並認為中共「和諧社會」的理念是一種進步^[60]，但該言論在較激進民主派中有爭議性^[61]。另一名著名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也對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感到不公，稱劉曉波「對政府有更多合作的表態，對其他受苦的反抗者有更多批評」^[59]。

就在全球各界看好由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奪下諾貝爾和平獎寶座之際，包括曾在六四民運期間向毛澤東遺像丟雞蛋而入獄16年的「天安門三君子」之一魯德成，與在六四運動中被流放貴州的袁紅冰等14人集體發表公開信反對劉曉波取得諾貝爾和平獎。信中以劉曉波在六四事件後曾公開為中共當局的武力鎮壓進行辯解，去年（2009年）入獄後更曾發表公開信稱讚中國監獄內待遇等對權力屈服的態度與行徑，說明劉曉波並不具備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所應具備的「道德形象」。公開信主要聯絡人許毅稱：「他（劉曉波）的行為是為自己謀名利，在關鍵的時刻表現軟弱，沒有辦法成為楷模」，並表示「若他真的得獎，那真是像吞下一隻蒼蠅這麼噁心。」^[62]

[編輯]其他評價

負責把《零八憲章》翻譯成英文的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稱，在自己強烈反對下，憲章刪除了有關批評打壓法輪功的言論，加入了「六四」話題。林培瑞說，劉曉波起初非發起憲章的領袖，但確是憲章重要起草人。他形容憲章運動中的劉曉波「如撲火燈蛾，無懼於赴湯蹈火」^[63]。美國《時代雜誌》將劉曉波與昂山素姬、曼德拉、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等一同列為「十大政治犯」之一^[64]。

[編輯]獲獎情況

• 1990年獲美國「人權觀察」頒發的「海爾曼人權獎」。
• 1996年再次獲「人權觀察」頒發的「海爾曼人權獎」。
• 2003年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第十七屆「傑出民主人士獎」。
• 2004年12月21日獲得無國界記者和法蘭西基金會頒發的2004年度「捍衛言論自由獎」。
• 2004年第九屆香港「人權新聞獎優異獎」，獲獎文章為《「新聞腐敗」不是新聞》，發表於《開放》月刊2004年1月號。
• 2005年第十屆香港人權新聞獎大獎，獲獎文章為《權貴的天堂 弱者的地獄》，發表於《開放》月刊2004年9月號。
• 2006年第十一屆香港人權新聞獎優異獎，獲獎文章為《汕尾血案的始末和背景》，發表於《開放》月刊2006年1月號。
• 2009年3月，獲得同一個世界電影節的Homo Homini獎，該獎項由People in Need基金會組織設立，用於促進言論自由、民主以及人權^[65]。
• 2009年4月，獲得美國筆會頒發的2009年度巴巴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寫作獎^[66]。
• 2010年10月4日獲「人權觀察」頒發的「艾莉森‧黛絲‧弗基斯非凡運動獎」。
• 2010年10月7日獲得德國筆會赫爾曼-凱斯滕獎^[67]。
• 2010年10月8日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1][2][68]。

[編輯]主要著作

• 《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 《審美與人的自由》.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8年.
• 《形而上學的迷霧》.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
• 《赤身裸體，走向上帝》. 時代文藝出版社. 1989年.
•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台灣時報出版. 1993年.
• 《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 台北唐山出版社. 1990年.
• 《劉曉波劉霞詩選》. 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 2000年.
• 用筆名「老俠」與王朔合著. 《美人贈我蒙汗藥》.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0年.
• 《向良心說謊的民族》. 捷幼出版社. 2002年.
• 《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 勞改基金會. 2005年.
• 《單刃毒劍——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批判》. 博大出版社. 6月 2006年.
• 《大國沈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 允晨文化. 10月 2009年.

[編輯]家庭

第一任妻子為陶力，兩人育有一子劉陶，兩人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離婚。1996年，劉曉波和第二任妻子劉霞結婚。

諾貝爾頒獎 劉曉波缺席

劉曉波：在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背後作者﹕劉曉波

六四大屠殺後的中國大陸，經濟領域發生了巨大變化，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八十年代。

中國高層發展經濟的主要動力，來自鄧小平為了挽回六四屠殺所造成的個人權威和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他企圖用經濟贖買來維持政權穩定，提出「發展是硬道理」。

沉悶的氣氛一旦從經濟上被打破，接下來的變革的主要動力，就是從八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權貴家族牟取暴利的利益驅動。

正是權貴們的貪婪，激發起人們發家致富的慾望，攪沸了全民性的金錢夢，推動著中國經濟的畸形高速發展。年均9%以上的發展速度堪稱「經濟奇蹟」。

中國特色

雖然，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賴市場化和私有化，但中國式的市場，不是法治市場化而是的權力市場化，權力成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按資本分配的背後是按權力分配。中國式的私有，不是合法合德的私有化，而是強盜式私有化。房地產市場逐步開放變成權貴圈地運動，政府操控的金融市場變成權貴們一夜暴富的東方樂園，新經濟的異軍突起為權貴們開拓新的暴富機會，也造就了依附於權力的年輕富翁。

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掌勺者私分大鍋飯」，讓太多的國有資產流入極少數權貴的口袋；那些高利潤的壟斷性行業，也大都掌握在幾個權貴家族的手中。

中共政權的財政收入增長之快，不但遠遠超過GDP增長的高速，更是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官權變得越來越財大氣粗，以至於滿世界撒錢。與此同時，中國權貴們的私人財產積累速度之快，可以讓任何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相形見絀，一夜暴富的金錢神話遍及中共權貴家族。

代價昂貴

中國式發展以無視個人自由權利和社會公益為代價，受益於這種高效率發展的階層主要是權貴集團，平民百姓的溫飽不過是殘羹敗葉。

與此相對應的是把生存權放在首位的畸形人權觀，也就是服務於政權穩定及權貴利益的中共特色的人權。

中共不惜動用一切資源保持政治穩定，正統意識形態崩潰帶來的是極端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統治，只要能保住獨裁特權和掠奪更多的財富，怎麼幹都行。

策略剖析

寡頭獨裁的統治策略分解為五個相互聯繫的方面：

一是以民族主義為新的意識形態紐帶，把大國外交和大國崛起的官方口號與反美反日反台獨捆綁在一起。與此同時，引導整個社會向皇權時代回歸，偉大的帝王與偉大的盛世變成大眾文化的主旋律。

大動亂之後的發展經濟是休息養生，對未來的小康承諾是溫飽知足，和諧社會是傳統太平盛世的翻版，八榮八恥的德治迎合儒家傳統。

二是向「一切向錢看」的原始資本主義的突進，中共鼓勵發財致富，整體性政黨之利益分化為派別利益，整體性國家利益分化為特權集團利益，集團利益又最終量化為權貴家族及個人德利益。

中共不再諱言牟利，不再迴避代表大資本，利益驅動代替意識形態動員而成為社會整合的紐帶，也成為衡量官員的政治效忠、施政政績和統治效力的標準，公權私用的腐敗已變成中共機體的癌症。

對於現在的中共集團來說，「錢，就是最大的政治。」因為，有錢，才能確保政權的穩定和權貴們的利益，才能穩定中心城市和收買精英，才能滿足人們一夜暴富的貪婪和平息弱勢群體的反抗﹔有錢，才能在外交上與西方國家討價還價，才能收買無賴小國以便換取其政治上的支持。

三是放縱物質上的奢侈消費和文化上的輕浮調笑。

一邊是消費領域不斷地放出「天價衛星」，名車、名表、豪華別墅、消費文化活躍了，一邊是被虛幻的繁榮和真善美所包裝的平庸化大眾化，成為回報甚豐的產業，主宰了文化市場，它的小品化的調笑和輕鬆，與意識形態主旋律灌輸的聲嘶力竭默契配合，營造出由專制制度刻意縱容的享樂主義，散發著喪心病狂的惡俗、冷酷和野蠻。

四是在政治上嚴禁一切政治異見，特別是對有組織的民間挑戰更為嚴厲。

在中共對民間自治組織的嚴酷打壓下，脫離黨組織和國家單位的個人，雖然有了一定的私人空間，但在公共領域並沒有形成組織化自治化的民間社會，而是再次變成了分散的原子化分子，根本無法形成獨立的組織化民間力量，也就談不上與高度組織化的執政黨和國家政權相抗衡。

五是對知識精英進行利益贖買。六四後，中共對在八九運動起到巨大作用的知識精英，先以血腥鎮壓恐嚇之，繼而以利益誘惑之，很快就將知識界變成了屁股決定腦袋的犬儒。

在內心深處，他們也許會拒絕現政權的意識形態，甚至鄙視現政權，但現實利益的大誘惑和恐怖政治的高風險，又讓他們必須依附於現政權，在公開表態中承認和擁護現政權，積極向權力和資本靠攏，不放過任何攀權附貴的機會，也不再諱言公開為權貴集團辯護，不再羞於自覺地充當資本化政權的意識形態化裝師，知識與權力與資本已經結成三位一體的利益同盟，也讓知識精英迅速加入到發財致富的行列。

社會成本

所以，中國經濟領域的巨大變化，表面上是廣泛而深刻的，實質上卻是跛足而膚淺的，其主要特徵是量的擴大而不是質的提升。

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社會生活和人性品質的綜合質量，並沒有同步提升，道德水準、思想活力、社會關懷和公共參與，都遠遠不如八十年代，中國正在向那種最壞的裙帶資本主義狂奔。

權貴們幾乎是肆無忌憚地瓜分著由所謂的國有資產轉化而來的黨產，精英們幾乎是毫無廉恥地為權力和資本辯護。

八十年代來自黨內開明派、自由知識界、熱血青年、有道義追求的民營經濟界、民間持不同政見者等共同構成的推動政治改革的現實的和道義的合力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單純的經濟利益所驅動的單項經濟改革。

在這樣的「經濟奇蹟」背後，是制度腐敗的奇蹟、社會不公的奇蹟、道德淪喪的奇蹟、揮霍未來的奇蹟，不僅是經濟成本和人權成本極為高昂的奇蹟，更是社會綜合成本難以估量的奇蹟。(http://

美東時間: 2008-11-02 16:39:12 PM  【看農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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